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6-0095-03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伟大贡献，要而言之，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他以其诗词创作的光辉成就与影响开创与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的过程中，在自己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和指导中国文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诗词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诗词改革发展的方向。前两个方面已有很多论者详为论及，所以这里笔者着重谈谈自己对上述第三个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笔者以为，毛泽东诗论中有十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地去加以学习和领会，并以之作为当代诗词创作改革和发展的指南。 一、强调包括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艺术作品既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毛泽东一向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更具体些说，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诗言志”、“诗贵意境高尚”[2]，主张“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3]；另一方面，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实际上，文学究其本身，就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已经提出了“文质相称”即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必须配合相称、求得和谐的命题，清代学者王夫之则更进一步提出“文因质立，质资文宣”[4]，揭示了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与其内容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更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符合社会前进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而这一点，无疑是当代诗词创作首先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二、重“诗味”、”诗意” 诗味，最早在钟嵘《诗品》中被称之为诗之“滋味”，有无诗味是古人评论诗之优劣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司空图就曾经说道：“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5]就是说，没有诗味、诗意的作品，严格讲，是不能称之为诗的，至少是不能算作好诗的。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并非常重视诗的这一美学特征或审美要求。从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在1913年他刚刚20岁时，就在其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有这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如：“诗者，有美感的性质。”“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2]此后，他又一再地指出，写诗“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2]。他不但个人认为宋诗多数因缺乏诗歌应有的表现手法和诗意、诗味而使人读之“味同嚼蜡”[2]，不但在给臧克家、胡乔木等人的信中一再自谦自己的诗作“诗味不多”或“主题虽好，诗意无多”等，而且曾在1959年2月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明确表示：“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统统取消。”[6]可见他对“诗味”、“诗意”重视之程度。 三、主张做诗要注意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注意比、兴等艺术手法的使用，认为这是写好诗、提高诗味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指出：“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2]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对古今诗词创作规律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向我们明确地指出了提高诗词创作表现力的重要方法。 四、主张“诗贵含蓄”，认为“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 诗贵含蓄，指的是诗词创作忌直白浅露，应有所蕴藉或者说有所包含积蓄，使作品能够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具有一种朦胧、深沉、“徜徉迷离”、寄意深远、耐人咀嚼之美。苏轼称含蓄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姜夔认为此乃“天下之至言也”，后之学诗者，应力遵之。而且姜还认为，写诗若仅使“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方）善之善者也”[4]。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途中，看到随行的梅白写有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他便对梅白说道：“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写出夜色之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2]1959年他在谈及许词创作时还曾说道，写诗“不能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他批评韩愈的《南山》一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2]。毛泽东1964年曾帮助胡乔木修改过二十多首诗词，其中将胡乔木原作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和“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云蒸霞蔚”改成”为保金瓯颠不破”、“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等[2]，也是根据“诗贵含蓄”的创作指导思想进行推敲、修改的。经过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原作的整个句子甚至使其整首诗或词意蕴更丰、思想更深，不仅使其境界为之提升，使之更具文采，也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