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58(2004)03-0005-04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站在20时代前列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位伟大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对如何实施对党、党的领导干部及党员的监督进行了探索。比较他们的监督思想的异同,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监督思想的共同点 (一)着眼点相同: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实现全体人民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求党和政府担当领导责任,要求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能动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执政党、国家机关的权力相对集中,又会产生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又能避免因权力集中而带来的消极现象?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预言,无产阶级国家的“公仆”也有退化为官僚的危险,从而变为人民的“主人”。为避免这种危险结果的出现,他认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公仆”应该经常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人民监督”的原则,认为必须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就一直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国以后“三反”、“五反”就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比较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反对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的首次尝试。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各项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或多或少地都包含了他的防止党的蜕化的思考。晚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的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思想的印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防止党的退化,使得它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建国后毛泽东考虑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对毛泽东防止党的异化的思想极为赞同。他在1957年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支持毛泽东将反对官僚主义放在首位。此外,他更是直接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论述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必须防止党的退化。他在1956年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1]因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党要正确地领导,要防止犯错误,“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2]“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3]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党员异化的可能性的增加,邓小平对党执政以后面临的危险和出现的一系列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自身“三上三下”的特殊经历,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毛泽东是相同的,即只能通过长期不懈地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实现民主管理来解决。 (二)监督的体系相同: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监督体系。毛泽东同志所构建的人民监督体系,既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又包括自下而上的监督;既包括立法监督,又包括司法监督;既包括内部监督,又包括外部监督;既有权力部门的监督,又有非权力部门的监督,是一个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具体来说是一个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党内监督、人民群众及其团体的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 邓小平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监督体系。邓小平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监督。”[4]在这里,邓小平运用群众监督的概念笼统地概括了人民群众个人、群众团体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等各种形式的监督。这三种形式基本上涵盖了毛泽东所构建的所有的人民监督形式。 在这个体系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增强监察机关的权力、提高监察人员的素质,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功能;他们都强调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对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并力争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合力;他们都强调根据监督内容的不同而运用不同的监督方式,以求取得最佳效果。 (三)监督的重点对象相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毛泽东认为,监督尤其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只有严厉打击和惩处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才能教育全党。1952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将反腐败和人民监督的重点放在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上,强调对党和党员的监督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八大专门阐述了关于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改正国家工作的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更是认为党内产生了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阶级。为此,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