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6-0069-04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长期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如何分析、认识“左”倾错误，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这一问题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索，留下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认真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对于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认识的共同 毛泽东、邓小平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亲眼目睹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而且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在江西苏区时，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消，长征以前很长时间他是闲人，所以毛泽东对“左”倾错误危害有切身的体会。尽管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抵制、有批判，但认识并不深刻，直到延安时期，他才对“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他为批判“左”倾错误所写的“九篇文章”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 在思想方面，毛泽东认为“左”错误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照抄照搬到党的指导文件里去。毛泽东指出：“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务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1]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论观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国内各个地主资本阶层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观察国民党的情况、观察党与红军的力量等，其结果必然是片面的、表面的、形式的和独断的。在政治方面，毛泽东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不能客观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现实，凭主观想象办事。例如，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在军事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错误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的长征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在组织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表现在1931年5月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以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对不同意见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使许多同志没有死在与敌人鏖战的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同胞的屠刀之下，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上是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其主要思想都被《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纳，成为全党的共识。 邓小平不仅目睹了“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而且是“左”倾错误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三次被打倒，都缘于“左”倾错误，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认识更深刻。 首先，“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纠正“左”倾错误。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他不可能系统地批判“左”倾错误，只能在实践中纠正“左”倾错误。为此，他主持领导了全面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通过整顿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实际上是在纠正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奠定了基础。 其次，系统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的结束，“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其表现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使人们解放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被看成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宣言书，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会议高度评价了这个报告，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除“左”倾错误是起草决议的目的之一。决议毫不忌讳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就使人们认清“左”倾错误的危害，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批判“左”倾错误。邓小平认为：由于“左”的根子很深，时间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只要有适当气候就会出现。事实上也是如此，每当改革开放进行到关键时刻，“左”的东西就会出来干扰我们。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内“左”倾思潮有所抬头，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对此高度警觉，特别是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3]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错误认识深化的结果，这对提高全党对“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起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