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5-0084-08 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诗歌问题，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讲话： 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1]（124页） 如同毛泽东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讲话一样，毛泽东对诗歌问题的这段看似随意的讲话，对当代诗歌（包括当代诗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代诗学发展的意义而言，他的这一段讲话一方面把中国新诗从五四开始就选定的一条民间化的道路，尤其是在40年代的解放区诗歌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艺术实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艰难的理论探索的一个诗学目标，进一步明确地具体化为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核心理念，同时又以一个政治领袖的权威把这一核心理念贯注到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中去，成为左右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这一诗学观点的提出，是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在“大跃进”中产生的新民歌密切相关的。1958年，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令时人惊讶莫名，也令后人匪夷所思的经济“大跃进”。这场“跃进”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奇迹般的经济恢复和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希望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7年冬天，在兴修水利的劳动中，农民群众为表达心声自发地创作的民歌，就被看作是即将到来的“大跃进”所必不可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的集中体现。这期间的民歌即开始备受关注、被有关部门广为收集，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不仅仅把这些新民歌看作是发动“大跃进”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同时还希望按照他一贯主张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互变原理，把这些新民歌转化成推动“大跃进”运动、实现“大跃进”所预设的经济目标的新的物质力量。于是，在1958年的整个“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许多重要场合，尤其是在党的一些高层会议上，一再号召收集新民歌、创作新民歌，并把这种号召变成党在“大跃进”期间的一项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全党上下、全国各地由此便掀起了一个收集新民歌、创作新民歌的热潮。新民歌这个如同古代的旧民歌一样，本来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一种自发的歌唱（所谓“劳者歌其事”），在这场“大跃进”运动中竟成了对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同时也是对“大跃进”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的巨大精神力量。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新民歌问题时发表上述讲话的。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经过五四诗歌革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新诗，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十分反感的（注：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在其他版本的引文中还有如下的一些句子：“反正我不看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对造成新诗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能“成型”、“不引人注意”的原因，他虽然未加说明，但潜台词却无疑是指向新诗的“欧化”倾向的，即未能很好地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故而就特别强调对民歌和古典诗歌“都要提倡学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根据他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将对诗歌问题的这种个别经验，上升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高度，进一步提出要在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让“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一个新诗”。而且要求“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经过了这样的理论提升，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这番讲话的意义就不仅止于对民歌（包括古典诗歌）的提倡和对新诗的评价，而且同时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成为对这期间的诗学研究具有一种权威影响和指导作用的诗学思想。这期间及其后的诗学探讨由此也便由对新民歌的提倡转向对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毛泽东的这一诗学思想也便成了这期间被诗歌界普遍接受的一种诗学观念。 但是，也应当看到，毛泽东的这一诗学观点的提出，固然有上述现实因素的作用，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的直接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而且，毛泽东对这期间诗学的影响也不仅止于这一段有关诗歌问题的讲话，而是他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和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的与诗学有关的理论思想。在影响当代诗学的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面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的与当代诗学有关的文化思想，这是毛泽东的诗学思想中最深层次的，同时也是起着本质规定作用的部分。这一部分文化思想的形成有比较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毛泽东所接受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生涯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它对于当代诗学的作用主要见之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影响方面，即在政治方向、哲学基础和文化选择方面决定当代诗学的价值取向。居于第二个层面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的文艺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要接受这个整体的思想体系的本质规定，但是，也应当看到，既是一种文艺思想，也就必然具有一种有别于一般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特殊性。而且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虽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的最后成型毕竟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战时环境，同时又是在延安这个特殊的政治区域，面对的是一些急待解决的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实践问题。尽管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和论著尤其是那篇标志着他的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他的文艺思想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相结合，包括有选择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中去寻找某些理论依据（注：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引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主要是当时译载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而未曾顾及同样也在《解放日报》上译载过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59年分别致斐·拉萨尔、恩格斯于1885年致敏·考茨基和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而这些信件中谈到的大量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规律的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毛泽东所引述的列宁的论断，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异和一些矛盾之处。就是毛泽东引述的列宁的文章，他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对文学创造的独特规律的精彩论述，而偏重于它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方面的内容。列宁的这篇文章后来重新作了翻译和校订，被更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第一章及该章有关注释。），但因为它毕竟是形成于一个特殊的战时环境，要解决一些急迫的文艺实践问题，故而在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正确地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实践的同时，又难免把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战时文艺的策略思想带入他的文艺思想体系，给他的文艺思想体系造成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属于这个层面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自然不仅仅是作用于这期间的诗学研究，而是整个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代诗学的发展在这期间也就不可能外在于这个总体的文学环境，也就不可能不打上“从属于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学的深刻烙印。居于第三个层面的也是直接与当代诗学有关的一个层面的毛泽东的诗学思想，是他对诗歌创作、诗歌历史和诗歌理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多见于毛泽东的谈话、书信和读书批注，包括上述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诗歌问题等，虽然不成系统，甚至还存在一些互相矛盾之处，但仔细搜寻，却也有一些贯穿始终的线索和一些基本的论诗标准，可以让我们从中把握毛泽东的诗学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尤其是在与当代诗学有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例如上述对古典、民歌和新诗的评价问题、诗歌的形式和创作规律问题，以及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等）上，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书信和读书批注中发表的散金碎玉式的论述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它不但是上述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核心的诗学理念赖以凝聚、形成的思想资料和感性经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影响了这期间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诸多讨论。毛泽东的这一层面的诗学思想对当代诗学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为显豁的。它与前述两个层面的诗学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毛泽东的诗学思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