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

作者简介: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1947-),男,美国人,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Professor of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Virgina),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毛泽东思想研究。弗吉尼亚大学 政治学系,美国;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毛泽东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具体且重要的范式转变,从1912年撰写的第一篇论文(18岁)到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2岁),毛泽东在这期间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上所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后50年的思想变化要深远的多。详细解读他这一阶段的思想结构,有助于追寻其后来思想发展的根源。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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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6-0023-12

      故愚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毛泽东(注:Stuart 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edited by Stuart Schram.10 Volumes(Armonk:M.E.Sharpe,1992-1999),Vol.1:The Pre-Marxist Period,1912 1920,p.132.)

      一 引言:问题与意义

      生于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危机的时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他的行动都显得格外耀眼[1]。关于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资料,在斯图尔特·施拉姆与其同事们所编的《毛的道路与权力》(Mao's Road to Power)一书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此书探悉了毛泽东的思想、行动以及其成败经历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1912年毛泽东18岁时写的第一篇论文起到他33岁,也就是1927年北伐早期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这期间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上所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后的50年的思想变化要深远的多。

      毛泽东早期阶段思想的发展不仅对于其自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他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核心角色也是直到1927年才开始的(注:The Comintern announced that Mao had died in 1929.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53.)。与其志同道合的战友蔡和森一样,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即使不是领袖级人物但起码也可说是重要成员之一。很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农村革命路线的确立和胜利,那么,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的中国中,毛泽东很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显然人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1927年农协运动的挫折将被当作农村革命失败的力证,而毛泽东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将被作为在中国进行广泛动员之不可行性的悲剧性典型。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历史的诗篇就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毛泽东的乐章”在1927年之前被充满信心地演奏着,而在1930年以后这一乐章则变得愈演愈烈。

      当然,毛泽东早期思想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一阶段的思想有助于追寻其后来思想发展的根源。毛泽东早期经历对其自身性格的影响是否对其后来的革命事业产生着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之早期经历在其阶级斗争思想的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后来的农村武装革命路线,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农村成长经历或者取决于他1926-1927年自己所参与的农民运动的影响?同时,超越简单的线型发展进行考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是否是他青年时代“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复归?[2]毛泽东1937年以后所努力阐明的“毛泽东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他学生时代所已经形成的宏大心智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的反映?以及其中有多少标志着新的进步?[3]

      除了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具有的重要意义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兴趣也包括其它方面的原因。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情况是:在极端强调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中,从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到对一种全新的自由制度的追求。但是,紧迫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去做什么”,也不是去完成一件已知的艰巨任务;而首要的是要弄清楚“应该做什么”。在这篇论文的开放式的话题中,我们将集中对于“如何树立旗帜”进行阐述。但这需要一种理论上的系统回答。诸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知与行的问题,这些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核心内容,都在其1937年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哲学层面的阐述。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指出:意识形态是行动的理论指南(注:CliffordGeertz,"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in David Apter,ed.,Ideology and Discontent(New York:Free Press,1964),pp.47-71.Tang Tsou,"Revolution,Reintegration and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in Tang Tso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pp.3-67.)。这一对意识形态的经典评价,对于解释毛泽东寻找自己行动的理论旗帜以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之坚定信仰也是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为政治实践提供必要的体系化的理论指导框架。任何的价值观念或行动预期,并不是说出来就会被别人所接受的,理论框架对于评判即使是极具体的一项行动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毛泽东1917年时所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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