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已经恢复和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如何对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尖锐地摆到了各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求人们去思考，作出新的判断，或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概括。由于各国党的经历不同，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同，社会历史传统不同，建设经验多寡不同，加上各国领导人经验、阅历、个人气质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突出地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表现出来。但是，苏共却将其二十大的观点钦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各国共产党，这种蛮横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党的反对，终于引发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不但使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而且还造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 一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中苏结盟除了有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无关。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但从未将矛盾和磨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没有公开地互相批评。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与中共和新中国搬用苏联模式并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有很大关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共曾得到苏共与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在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甚至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 但是，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线开始，中苏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开始受到冲击。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三个问题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后来被概括为“三和”。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赫鲁晓夫向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出许多斯大林滥杀无辜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对策。当时总的看法是，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表明苏联、苏共及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迷信，因此，中共中央一开始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搞突然袭击，事先没有与各国党商量，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不公正，而且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毛泽东提出，斯大林是一个国际人物，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党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待斯大林绝不能感情用事。 对秘密报告的失误，毛泽东提出要尽力补救，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按照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这是中共第一次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发表不同意见。 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20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都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面对帝国主义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反苏反共高潮，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二论》）。 《一论》和《二论》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从两篇文章的内容看，中苏两党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和个人崇拜；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摘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错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中共的态度，因而没有对这两篇文章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苏联立即把它译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员向全国多次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