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在东北四平街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是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这场较量的结果，中共损失上万人，被迫弃守四平街和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做好了被敌穷追时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注：“中央致东北局、林彪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电”，1946年6月3日。）不想，蒋介石6月6日一纸休战令，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并得以割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山再起，转入攻势，不仅国共在东北胜负易手，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国共内战的结局。 1999年，当年亲赴东北督战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发表长篇文章探讨四平之战对国共军事前途的重大影响，详细讨论和批评了蒋介石不听其父之言，穷寇不追，以致养虎贻患，丢掉东北并殃及整个大陆沦陷的责任，引起相当反响。（注：白先勇：《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当代》（台北）第147期（1999年11月），第76页。）然遍寻该文，仅见引述其父多年后之回忆，未见当时之进言。再查台北“国史馆”所存蒋介石档案，亦只见其父5月21日之条陈，其中固有对共产党军队“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的乐观估计，但内中却明言：“欲消灭东北共匪，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另筹有效办法，下最大决心集国家全力，在最短期间谋彻底解决”。所谓另筹有效办法，一是收编伪军，一是扩充军官总队，一是恢复军工生产，最后才是用军事办法扫荡北满。至于军事进剿，则要在增兵后方可实行，即“为争取时机消灭共党退据北满之武力，似宜增调精锐国军三军，加强进攻力量，并确保南满收复地区之安全”。换言之，不仅蒋介石，就是白崇禧当时亦担心东北兵力不足，害怕部队急迫过江不仅达不到歼敌目的，反而使南满不保。（注：“白崇禧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5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凡引自该馆档案者不再注明），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64卷，47520。） 今天，围绕着当年的这场四平之战，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论。对此，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深入到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决策的特定环境之中去了解，是哪些情况左右了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很显然，无论是毛泽东冒险守四平，还是蒋介石不敢挥师北上乘胜追击，无不受到他们所了解的敌我兵力状况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情报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内部多数人的判断和心理，并非二人独断专行的结果。不努力把自己放到那些导致他们做出冒险或是不冒险的政治军事决策的特定环境和相关信息中去，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讨论他们当时理当这样或理当那样，会有失公允与客观。本文即试图在充分占有和比较国共两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四平之战经过及其蒋介石、毛泽东决策的复杂背景，再做深入的解说。（注：目前对四平之战研究较为具体者，台湾除白先勇文外，尚有相关之战史著作。大陆则邓野的《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较为引人注目。另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三编第五卷第四章第三节第二目，以及唐洪森在《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中亦有所介绍。涉及对中共自身战略战术检讨的论文，值得一提的还有胡哲峰的《四平保卫战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以及毕健忠的《对四平保卫战的沉思》（《军事历史》1996年第3期）。） 四平之战的前因 抗战胜利时的形势是，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地区，而中共的武装力量却与日本长期占领的东北地区近在咫尺。鉴于苏联出兵东北，东北又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蒋介石生怕中共会捷足先登，进入东北，背靠苏联，并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不惜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以允许外蒙古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重大妥协，换取苏联承诺一切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苏军占据东北期间只能由国民政府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派出之军事代表团与苏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照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以下简称《初编》）第三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55、666-667页。）东北主权因此锁定当由苏军交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随即指示在长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特派熊式辉为主任，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同时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特派员。10月初，行营及特派员公署进驻长春，开始交涉接收事宜。（注：《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接收报告》，1947年3月，《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8-83页。） 但是，自苏联占据东北后，中共武装由于得到苏军的同情，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特别是美军9月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前往东北，使苏联怀疑美国有染指东北的企图，改取了暗中扶助中共武装控制东北，以抵制美蒋的策略，更促成中共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抽调十万兵力数路并进，开赴东北，并提出了“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的强硬主张，以致开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遭到中共军队的武力拦截。（注：《毛泽东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眼看苏军变卦，且开始撤退，东北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蒋介石迅速采取断然措施，将东北行营等撤回关内，宣布放弃接收东北主权。国民政府以苏军违背条约，支持中共武装为由，拒绝接收东北，并求助于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使苏方一时十分被动。11月18日，即长春行营撤至关内的第二天，莫斯科即做出反应，宣布延缓撤兵，进而开始强行驱逐进入大城市的中共武装，以显示自己在外交上并未违约，仍将会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注：“胡世杰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18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78卷，34062123。）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表示在苏军对国民政府军之运输及行政接收提供协助和便利的条件下，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撤兵。（注：《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接收报告》，1947年3月，《初编》第七编（一），第78-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