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是一个有理论、讲主义的政党。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了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国民党人做了种种的努力。 （一）政要们的阐释与党组织的提倡 国民党领导人十分重视党的政治理论建设以及对党员和国民的思想掌控。其手法之一，就是借着宣讲、阐释三民主义，来维系人们的信仰，强化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蒋介石为例，1937年5月出版了《蒋介石全集》，其中第一编即为“党义”，收录有《总理之根本思想》、《三民主义为中国的中心思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主义重于生命》等30篇文章。此前，蒋介石已有《总理遗教六讲》单行本问世。1943年，蒋介石又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重申“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1]此书被规定为全国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目，由官方强力推出。该书3月出版，至5月，仅正中书局就印了130版，行销130万册以上[2]。 其他国民党要人较有影响的理论著述主要有：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陈立夫的《唯生论》、《生之原理》，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孙科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文人的著作，如张铁君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姜琦的《抗战建国与民生哲学》，萨孟武的《三民主义政治学》，等等。至于诸如《三民主义读本》、《三民主义浅说》一类的小册子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更是数量巨大，不胜枚举。 国民党所建构的意识形态，虽然体系宏大，内容庞杂，但三条中心线索还是清晰可辨：其一，主义与中国。鼓吹三民主义荟萃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既符合中国的需要，又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任何其他主义所无法比拟，它是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标准，拯救中华民族的惟一法宝。其二，主义与政党。宣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所创造和尊奉的，党的事业须由主义指引，党的意志要靠主义凝聚，而主义的宣传与实践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奋斗。其三，主义与领袖。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其对三民主义的阐发与实践，在国民党中无人能及；赞美蒋介石智慧过人，在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哲学等诸多领域均造诣精深，是集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界的伟人”、“民族的领袖”和“国民党的导师”，强调要信奉主义，就必须拥戴这惟一的领袖[3]。以上三条线索环环相扣，由此形成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表述。 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宣传，得到了官方的鼓励。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要求各机关、学校、团体，均须组织党义研究会、演讲会；社会科学的一切著述“均须以本党主义为原则”。同时，决定由中央负责编辑党义专书，并对党义著述予以奖励。1941年12月，国民党九中全会通过“征求和奖励三民主义著述案”。次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又强调对上述决议案要抓紧落实，并加快三民主义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以激励国人对于本党主义之研究兴趣”[4-1]。 国民党还利用执政优势，将政治宣传制度化、法制化。首先，规定全国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和军队都必须进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即每星期一组织集会，由党政要员、专家学者来宣讲孙中山的思想和当局的政策，并一起恭读孙中山遗嘱，背诵国民党守则，高唱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而国民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不仅也唱党歌、背遗嘱，而且还要三呼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其次，在教育方面，推行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在国民党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指针，重新确定教育宗旨，改组课程设置，审编教学用书，使教育能够与党义相符合。第三，组织支持。在国民党中央，除有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还成立了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由国民党CC系头目陈果夫出任主任委员。到了40年代，又设置了高层的宣传小组，由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任组长，成员包括国民党中宣部长、三青团宣传处长和国民政府新闻局长等，每日会商一次。另外，还成立有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宣部长张道藩，以此对全国的思想文化宣传统筹领导。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部为核心，逐步经营出一个庞大的由党营报刊、书局、广播、影剧团组成的宣传网。最后，把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升格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确定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政府行政，皆须以此为依归。如此一来，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学说，国民党党员和全体国民都有了“恪守勿渝”之责[5]。 （二）党义宣传的社会化 由于以党的宣传机器为主体、由国民党人借助行政权力进行硬性地、公开地政治宣传，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国民党决定改变宣传策略，刻意淡化党的色彩，推动党义宣传社会化，以收潜移默化之功效。这方面的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