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是指“文革”初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闯将。红卫兵组织是受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肯定的学生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形式，是“文革”期间有亿万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中最早的群众集合体。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红卫兵也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但历史不应空白，它以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赤诚追求、暴烈行动和痛苦反思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的思索。探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历史，充分汲取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青年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借鉴。由于置身在全国文革大舞台大背景下，福建红卫兵组织的特征及其整个发展脉络具有全国红卫兵组织的共同色彩。本文力图通过对福建红卫兵组织特征的探讨，以利学术界同仁对“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问题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期望对福建文革史今后深入研究做些铺垫。 一 红卫兵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由于毛泽东认为在共产党内部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毛泽东决定要绕过党的各级组织发动“文革”，通过“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组织的产生是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5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越来越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对各种被说成修正主义毒草的小说、电影、理论、著作等等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初春，中国的政治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政治批判充斥全国各大报纸。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宣告撤销以彭真和陆定一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另设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由于受到政治空气变化的鼓舞，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针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卜大华、王明铭、骆小海为首十几名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意思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学生成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类似的自发学生组织——“红旗战斗队”。这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最早产生的红卫兵组织。随后，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北京各个校园。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为清华附中复信和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组织蜂起。红卫兵演变成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 在北京红卫兵鼓舞下，福建的学生们也开始行动起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后，形势急转直下。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福建日报》当天还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师生听到广播后，纷纷集会、座谈、写大字报，并给福建日报编辑部写信挂电话，表示支持“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翌日，厦大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的少数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厦大党委在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点了学校领导人陆维特、张玉麟、未力工的名。当天晚上，有的学生把党委书记陆维特揪到系里去斗争[1](P3)。福州大学也于6月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并成立“文革办公室”。同一时间，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孤梅、福建师院党委书记曾鸣以及其它领导同志挨斗[2](P22-31）。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反应也十分“热烈”。福州一中部分学生当即贴出大字报，随后全市40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贴出大字报[3]。有的单位还连夜发电报到北京，福建二师院一天内就发出14封电报，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声援北大师生“革命行动”。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学生“停课闹革命”，废除所谓的“资产阶级考试制度”，并停止了招生。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也被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产物”予以取消，应届毕业生推迟毕业，留校搞运动。决定播出后，全省各市县学校又连夜写大字报表示“拥护”[3]。7月3日，福建省教育厅颁布《关于中等学校不举行学期考试的通知》指出：“为了保证中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集中精力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所有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半农半读学校本学年第二学期，除中学毕业班已经举行考试之外，其它年级均不举行学期考试，学生均予升级。”[4]同日，福建省教育厅又颁布《关于中学、师范、小学暑假的通知》。规定：“今年中学、师范是否放假，由各地、市委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自行决定。中学放假也可采取初中、高中分别处理的办法，即初中放假，高中不放假”[5]。7月5日，省教育厅、省人事局联合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推迟毕业的通知》。规定：“根据省委指示：为了保证把我省各级各类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我厅研究后提出以下意见和问题：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按教育部通知推迟半年毕业，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农职业学校以及普通中学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不放暑假；这些学生全部留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俟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时组织下乡下厂劳动”。规定还说，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助学金，各级学校集训中的公杂费，教师参加学习往返的车（船）旅费补助、民办中学、农业中学教师的生活补助费等等均要专列经费，所需的经费高等学校可有高教经费统一调整解决；其它教育方面，因今年经费已安排得很紧，切实无法调整，所需增加经费共206.75万元，请省人委批准予以如数追加，以支持各地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展[6]。12月15日，省人事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内务部、高教部有关指示精神发出《关于1966年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派遣问题的通知》，今后中专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律在本校“文革”基本结束时进行分配考察”[7]。根据上述一系列通知、规定，福建大、中、小学开始全面“停课闹革命”。校内外贴满了揭发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学校动乱逐步向社会上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