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实现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来推动的，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健全而实现的。但在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势力和西方侵略势力的强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而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当成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自觉地为中华民族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 一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从此，尽快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尽早实现国家工业化，便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和中国共产党决策者们考虑的中心问题。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自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此有关。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工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有了崭新的和更加全面的认识，但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口号，仍然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按照中国共产党决策者们原来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毛泽东又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重要情况，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出现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 那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面前摆着三条道路：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积极参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到充足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就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对内实行高积累，在国内原有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三条路对于中国来说，前两条不可能走也不应当走；后一条在1945年前后考虑建立联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也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让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上是在表示，中国打算采用第四条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即通过发展国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来积累资金，扩大技术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再着重发展重工业。但是，到了1952年，情况变了。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开始扭转，就已指定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一五”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些问题，编制者一开始并不怎么明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1](P290)他的这段回忆说明，“一五”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明确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办法的，是1952年5月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李富春作关于“一五”计划指导思想与分行业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提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2](P421)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且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那次会议之后，中财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于同年7月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个草案的要点是今后五年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以便在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五年内需供设备的清单。[3](P145)随后，中央书记处于7月12日、14日、17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3](P145)目前虽然还没有关于这三次会议的材料，但可以判断，正是在这三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讨论了“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最终敲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因为在这之后不久，中财委正式印发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以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明确规定五年建设的方针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也是在这之后不久，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前往苏联，与苏方进行商谈。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贷款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至于具体给什么不给什么，还需要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后才能说。由于斯大林有了明确表态，周恩来、陈云等便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继续就具体问题与苏方洽谈。周恩来、陈云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薄一波回忆说，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P213-214)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进一步映证了他的这个回忆，书中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4](P236、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