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迁问题，是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它生动地层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行过数次搬迁，但居住时间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当数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和北京。深入探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住址搬迁原因，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艰难创业的奋斗历程，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会闭幕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从此，上海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虽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迁往江西瑞金之前的十一年零五个多月里，因为革命形势发展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居住地多次变动，包括迁往过北平、广州、汉口等地，但在上海先后却居住了约十年的时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首先是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来看，以苏共为榜样，遵照列宁建党学说来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决定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最集中的地方”[1](P67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工人30万左右，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0%以上。“上海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没组织起来”[2](P204)，因此，迫切需要党集中主要精力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以便极大地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宣传和扩大革命影响，这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上海是中共起源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2](P160)早在1930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由北京来到上海，《新青年》杂志也随之在上海出版。这个刊物是五四运动后，宣传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3](P122)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开展了建党活动。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7、8月间正式成立。“上海发起组建立后，邀约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武汉的董必武等，以及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各地，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4](P116)这就是说，上海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阵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圣地，它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地方。因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这里，便于进一步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开展革命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便于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还便于同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联系。 二、瑞金：中国革命的红都 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1933年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领导下，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随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一方面军由原来的4万人发展到10万人左右。这时，第四方面军在四川、陕西边境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中央政权组织在瑞金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更名为“瑞京”。从此，瑞金便成了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故称“红都”。这是促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瑞金的重要因素。 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客观上迫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移。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革命根据地武装围攻的同时，对城市和广大白区人民制造了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统治，在上海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党领导的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到1933年，党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5](P75)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中央领导机关才撤离江西瑞金。 三、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 1937年1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居住在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移陕北延安是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离开瑞金，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这次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落脚点在哪里，以及新的根据地在哪里建立，开始是不确定的。党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在长征途中逐步选择的结果。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曾有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和川西根据地的意图。但后来为了摆脱蒋介石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放弃了这一打算。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根据新的形势又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9月，北上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境内时，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便提出到陕北去，会合陕北红军的意见。随后，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第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93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1936年7月初至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驻保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保安迁驻延安。延安地处黄河中游、陕北高原南部，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省接壤；北靠本省榆林地区；南接本省渭南、铜川、咸阳三市。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它以黄河天险作屏障，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泽东后来东渡黄河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6](P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