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73年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被解散，执政我国台湾地区51年的中国国民党于2000年丧失了执政地位，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于2000年大权旁落。这些老党丢失执政权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原因就是，它们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有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执政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变迁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最终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丧失了执政地位。而作为具有80多年建党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稳健有序地执政50多年，在民众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始终重视执政合法性和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是其根本。当然，在合法性基础的创建过程中，我党既取得过宝贵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全面探讨和认真总结我党在建国后变迁合法性基础的历史进程，对于继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同性质的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个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不尽相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从建国就开始了建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历程。这一建构过程包含着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从建国开始到70年代末，我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建构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对于如何建构政治合法性基础、确保执政合法性的实现，许多著名理论家和思想家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思想和主张。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论证和说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1](P291)阿尔蒙德也认为，所有的政府，甚至是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某种政治文化来说服人们相信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说，一种政治秩序要获得合法性，首先必须使被统治者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被统治者此信念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来形成的，因为意识形态的首要政治功能就是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可见，执政合法性基础首先来源于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一个得到社会成员心理高度认同的政治统治，不仅意味着它已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而且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为其提供支持，从而促使政治秩序走向有序和稳定的运行。而当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存在产生怀疑时，这种信任以及支持会迅速丧失，政局的动乱也就随之产生，严重的可能导致整个政治系统的迅速崩溃。 建国后，由于我党在国家中的历史地位和执政现实，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应该说，建国初期的执政合法性既根源于民众对我党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根源于我党良好的执政成就。但是，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执政合法性主要维系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转而把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长期忽视社会的经济发展，轻视民众的生活改善。而且我党对在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因而使得我党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左。这样，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超英赶美，反而与英美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贫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越来越愚昧。特别是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而且也使得依靠这一基础维系起来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开始发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诉求于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将不堪设想。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政治合法性理论提出后，学者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构筑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探讨。在20世纪50年代，利普塞特提出了有效性是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人眼中能满足政府功能的程度。”“如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机合法制度的稳定。”[2](P53)弗里德里奇也指出，有效性是指一种成就偏好，指政治权力主体取得的成就如战争的胜利、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等。[3](P521)就是说，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与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对社会民众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政党能否赢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砝码。一般而言，政党和政府在任期内取得的经济成就越大，其合法性基础就雄厚，政治统治也越稳定和长久；反之，政党和政府在任期内取得的经济成就越小，其合法性基础就越薄弱，政治统治也就越动荡和短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应该说，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发展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领导人。他认为，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并没有消灭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未变成现实。为此，他反复地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4](P101)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5](P861)很明显，邓小平看到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地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能够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南巡讲话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P370)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饭吃，没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4](P354)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多年以来，我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克服了文革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而且还使我党经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局势动荡的严峻考验。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党虽然把合法性基础主要维系在执政的经济业绩之上，但始终也没放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是根据已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从而也避免了合法性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