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获得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毛泽东从1935年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到194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1976年逝世，他领导中共4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全过程，实现了现代政党的最高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治国的基本模式与方法；中共从领导武装斗争的党变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文治武功均达到了辉煌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的强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致使今天的中国依然在享受着那个时代留下的丰富政治遗产。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指执政党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政治组织，整体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表现出了较高的执政能力，其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驾驭全局，整体提升国家的实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方面做出令大多数人信服的抉择。 一、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其一，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 国家要发展，一般要具备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丰富的资源、适宜的体制、正确的战略。这就是说，正确制定战略的能力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能力。执政党执政就要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实施适合国情民情的治国之道。在国家资源、体制既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战略能力显得尤其重要。战略能力的高低，是执政党整体的认识水平反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发挥政党组织的能动性、创造性，使中国社会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之路。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是很强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全面地提出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基本战略：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既提出了处理这些重要关系的基本原则，又为中共执政提出了战略目标。《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治国方略，时至今日并未过时，对我党目前的工作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其二，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组织能力。 当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她所能调控的社会物质、文化、人力资源是既定的，如管辖的国土面积、人口及文化历史资源等。如何利用这些既有资源，则与政党的组织能力有极大的关系。执政能力强的政党，是擅长于把资源运用到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国家建设方面曾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建国时，中共继承的是一个极为畸形的经济布局，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几个主要沿海城市。沿海省份只占11.34%的国土面积，却创造了77.6%的工业总产值。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生产力的重新配置方面进行了空间上的重大调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优先发展的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兴工业基地，建设的694个项目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1956年到1978年间，在中西部建设了2000家大中型企业，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1](P2)。同时中央还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使全国的消费水平分布更加平衡。时至今日，中共在执政的组织能力方面依然是许多政党望尘莫及的。 其三，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制度创新能力。 制度是对行为的预设，是为了抑制人们交往中的任意行为，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固定模式，构建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在建国之初，中共表现出了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运作制度，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整合成为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并创造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奇迹。执政党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可以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建构新的适应新变化的社会组织框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勿庸讳言，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制度创新也发生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如人民公社的创立，就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毛泽东当时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P3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成功的典章制度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时代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是中国50多年来不断发展的制度性基础，也是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基础。现在进行的改革就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条件，对原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批判性的扬弃，但决不是推倒重构。正如哈耶克所说：“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3](P82)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都曾表现出很强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30年前曾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执政能力，实际上也是肯定了中共的执政能力。他说：“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四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五十年夺取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里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4](P197)。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执政能力，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国因此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