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内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对认识中国政治本质具有极大意义的独裁与民主论战。参加此次论战的中心人物均在欧美大学受过相当的训练，且同为“独立”社成员。而作为两军主将的丁文江与胡适更有着近20年的密切交往，二氏前此观察世界的理据虽多有分别，由此提出的各类政见却相距不远；但发展至30年代国难益形危迫的特定时势下，相对于胡氏立场的一以贯之，丁的观点犹似被打成两橛，与前者呈现出问政以来少有的分立对抗态势。 迄至目前，学界对本次论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由于观察视点平面化的局限，导致对丁文江本人的判析往往流于浮面，笔者以为在其纵向思想脉络的依托下，该论题尚有未发之覆。 一 此次论战的始作俑者是《独立评论》的发起人蒋廷黻。蒋的“独立”评论一贯有无条件拥护当前政府的倾向。1933年底闽变发生，他愤然于国家“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断言“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继以英、法、俄三国建国经验为衡鉴，认为中国首先必须经历专制建国而后可昌言其他。[1]此论一出，胡适立即作出反应，他不同意专制是建国的充足条件：“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胡氏反对独裁论最有信心的依据即为其民治幼稚论的心得，他说：“我近来观察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2]“研究院政治”对个人能力的严格要求在胡适看来远非当前国人所堪趋就，在这种状况下的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胡适驳论甫出，蒋廷黻随即跟进，再次引申发挥自身立场。他认为西洋制度固然良佳，惜乎于割据纷纭的中国并不合适，国内现状只能以“个人专制”为理想。[3]最先与蒋氏立场声应气求的是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吴通过对国史的观察，总结出一条治乱循环的“特定法则”，即在一个周期内必定经历由乱而治的三个阶段，他诊断中国目前尚停滞在循环期的第二阶段——群雄割据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而推行武力统一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4] 论战发生伊始，丁文江并未置身其间，直到一年后实际才有正式的论争文章加入。就其之前的整个思想脉络而言，丁对民主与专制两种体制本没有此优彼劣的价值判断，并不迷信二者中的任一本身，而更看重其中“人”的作为；他期冀通过“好人”们（私德能力兼备）的努力来促成最为符合特定时势之政治状况的实现。丁氏此一持之甚坚的中心进路，造因实多，统合而论，约有数端：其一，丁思想的定型期为其留学英伦的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民主制度于部分欧美国家虽已确立，但尚在“试验”途中，成败优劣难以预知。一战所体现的“西方的没落”及二三十年代专制体制世界范围内的回潮，似也提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可恃。其二，丁文江以科学为本业，专业训练中所获取的认识与精神，也不允许他对任何一项“未经充分试验”的制度顶礼膜拜。他坚决反对不顾具体国情的盲目移植，而倾向于从对国内实际症状的把脉中寻找出有“针对性”的救济之方。其三，丁是民国学界有名的行动主义者与实干家，在建言献策中往往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其四，丁心慕手追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家的气质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定意态，对其也不无影响。上述诸因，交相作用，共同促成了缺少“制度”依恃的丁氏将“好人”们的起而用世持为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唯一正途。 日本侵略日深后，丁的所有建言几乎均为围绕国内安靖统一御敌的中心要求而发。1934年初，他又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从信仰的层次对国内各势力集团的因应趋向建策。丁文江认为，近代化已成当今世界潮流，然而其“必需品”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发育成熟，这除可归咎到诸多不利条件外，最重要的原因尚可从“二十年来对于政治活动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始终没有找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一点求之。在强调这类信仰实为一国政治安定的首要条件后，丁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凡欧美所有的一切新旧思想在中国都发生了代表”，少数对政治“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因此“为许多绝不相容的主义分为许多的党派”，国家的分裂自然是适乎其宜。有鉴于此，他主张，在此统一刻不容缓的时境下，“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的利害除开，平心想想是否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这种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动的可能。”[5] 公共信仰的构建虽如此重要，但丁在该文中仅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信仰本身略有提示，未有充分阐解。不过结合他此前相关建言，基本轮廓大体可以把握。简言之，即以国民政府为框架，向社会至少是有限度的开放政权，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积极吸纳对政治“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参与其间，共同促成相对较为理想的政治状况之实现。此种公共信仰虽与众多国人包括“独立”社各知友在国难背景下的要求若合符节，却明显打上了丁氏个人印记，其背后理据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从是年5月他为回应社会上关于个体信仰的提问，而将自身信仰公诸于众以作此类讨论之基础的个人思想自述中可见一斑。丁认为维持人类社会运作的不是神秘性宗教，而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大“善”所凝成的宗教心。他因此相信：“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领袖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同样因为如此，他说：“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不过，在现代社会中推行独裁亦确非所宜，对此丁文江也有一定剖解。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难副独裁领袖之责，况且独裁制度本身流弊明显，其对政敌与批评的压制使领袖的腐化只是时间问题。职是之故，丁认为比较理想的政治状况应为，“做领袖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集思广益，“做统治设计的工作”。[6] 不难看出，投身论战前作为丁文江思想集大成展示的《我的信仰》，已昭昭透显出新式独裁论的呼之欲出。在此略需澄清的是，他在这时提出较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固然是受希特勒德国、斯大林苏俄，尤其是罗斯福美国这一“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的启示，不过事实上丁文江对此三国政治的了解并不真确，对它们的接纳毋宁说是应乎心而感于外，其中真正起统贯作用的依然须归结到“好人”政治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