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这是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迄今，对这一事情尚无研究可言。这次会议虽仅历时10天，但对中国工商界来说，派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注：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商人外交参见拙作：《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不仅使中国商人外交真正登上了国际商人外交的舞台，而且向太平洋地区各国表明了中国工商界争取平等互利国际合作的愿望，力图全面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取得了一定的即时成效和未来影响。 一、一次走出国门的直接商人外交 在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之前，中国商人外交活动的舞台主要是在国内，虽曾有两次走出国门，但其商人外交的性质和作用都不够明显。第一次是1915年应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的邀请中国工商界组团访问美国，作为对美国商会代表团在1910年访华的回访，主要是一种商务考察和贸易合作活动，对改善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作出任何举动。[1]第二次是1921年由全国商会与教育会联席会议推举余日章和蒋梦麟二人为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他们在美国联络中国留美学生积极开展外交后援活动，主动向政府代表献计献策，广泛宣传中国要求平等和平的愿望，敦促政府代表坚持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我国主权，因而其外交性质较为明显。[2]但是，华盛顿会议不是国际“商人外交”的会议，余、蒋二人也不是中国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是随团成员，他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也只是外交后援活动，因此尚不是一种独立的、直接的商人外交活动。 到中国工商界派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的商人外交才真正登上了国际商人外交的舞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商人外交会议。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一次大战后由美国联太平洋协会牵头组织的一次泛太平洋地区商务会议（注：“太平洋商务会议”的英文是：Pan-Pacific Commercial Conference，其原意是“泛太平洋商务会议”；“联太平洋协会”的英文是：“Pan-Pacific Union”习惯上翻译成“泛太平洋协会”。本文使用的“太平洋商务会议”和“联太平洋协会”都是当时报章等的习惯用法。），而联太平洋协会本身具有国际商人外交组织的性质。联太平洋协会是由美国著作家亚历山大·福德（Alexander Hume Ford，有时也翻译成福特等）所倡导组织的。其前身是由夏威夷总督华尔讨·斐利阿(Walter F.Frear)、澳大利亚的波塞·亨讨(Percy Hunter)及檀香山的一些领袖人物于1907年组织的环太平洋携手总会(Hands-Around-Pacific Club)，是一个以“专为增植沿太平洋各国人民之友谊”为宗旨的非正式组织，后来福德发展壮大了这一组织，并赴太平洋地区各国的首都和重要商埠等地游说，提倡“联太平洋主义”，最终成立了联太平洋协会。1920年，福德随美国议员团来中国、日本等太平洋东部国家，趁机组织联太平洋协会各地分会，中国的北京、上海也成立了分会。联太平洋协会设有万国委员会，中央总事务所设在檀香山。夏威夷总督华莱士·法灵顿(Wallace R.Farrington)为会长，福德为总干事。沿太平洋的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高丽、美国等各国分别设立了联太平洋会，重要商埠则设立了分会。中国联太平洋会以唐绍仪为会长，蔡廷干、王正廷等都是重要会员。 联太平洋协会不仅是一个由各国商会和其他商人团体参加的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而且以谋求太平洋地区各国经贸和文化的合作交流为主旨。其主要功能有：(1)召集太平洋各人种之代表会议，以研究并增进太平洋各国之公共利益；(2)协助太平洋区域各人种，裨于地方之事务、物产之增加，以及本国工艺品之创造，互相合作，共谋发展；(3)由各地方分会职员筹备物品展览会；(4)维持一联太平洋商业博物院及一文艺陈列室；(5)建筑并维持一永久之学院及新闻宣传处，凡于太平洋地方人民商务之情状及各国商业上机会，均藉以传布。又设商业图书室多所，训练太平洋商业智识之人材；(6)合众［即美国］及各地政府商会、城邑地方政府，以及各个人之赞助与合作；(7)联络太平洋上各国及人民，务使友好之关系，商业之接触日臻完善，日就发达。（注：有关联太平洋协会的内容，参见桐荪：《联太平洋运动》，《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1923年6月。本文中所用的各种名称均据该资料。）联太平洋协会的这种成员构成和功能结构表明，它在总体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人外交组织。 联太平洋协会作为一个旨在促进太平洋地区经贸和文化合作的商人外交组织，它与当时各国政府外交的主旨相一致。美国联太平洋协会成立之时，正是美国政要大力宣称世界将进入“太平洋时代”之际，罗斯福说：现在大西洋时代已发展到了高峰，“注定要成为最伟大的太平洋时代正在冉冉兴起”；政治家威廉·舍伍德也预言：“在世界的将来，太平洋及其沿岸岛屿和由此延伸的广阔区域，必将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3]他们所预言的“太平洋时代”显现了美国日益强烈的称雄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及其与日本争霸太平洋的意图。美国为了实现其这一既定目的，除了采用政府外交途径之外，也非常重视利用民间外交途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贺思敦于1922年在上海联太平洋年会上作演说时就明白表示了这一点，他说：联太平洋协会的产生是应协调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而诞生的，而它又“造成适合于华盛顿会议之空气，凡各国政府均不得背舆论而行动”；它“尤为以建设努力，左右国内政府之一切机会也”[4]。因此，当准备举行太平洋商务会议时，得到了美国商务部长胡佛赞同，由檀香山政府拨款3万元为临时招待费。各国的联太平洋协会也都不乏政要和社会名流为其主要成员，体现着各国政府的意志。 联太平洋协会成立后，就曾计划召集太平洋各国代表会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延搁，大战结束之后便付之实施。在1920～1922年间，联太平洋协会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议：1920年的太平洋科学会议、1921年的太平洋教育会议、1922年的太平洋报界会议和太平洋商务会议。这一系列的太平洋地区会议被称为“联太平洋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