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于传统中国可谓一个转型的时代，即从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联的现代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文化体系转向开放的拥抱西方文明的文化范型。从我个人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领域来考量，以前学界讨论和关注较多的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在这种研究模式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预设：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思考当然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显然是把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大大地简化了。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思路是简化了思想史呢？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两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复杂传统，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客体进行处理。因为这两种传统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文明的产物，都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内在冲突的思想脉络。 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一直到20世纪末的八十年代重新进行启蒙的思想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他们认为在向现代文明过渡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不仅存在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它们不是泾渭分明、迥然有别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地参与到了现代性的理解和建构中，而现代性的思想又往往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和显现。质言之，中国的现代性只能是被中国思想传统重新理解的中国式的现代性，而不可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简单模仿和移植。 如果这样一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考察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过去认为现代性的建立就是从中国的黄色文明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的线性历史观受到了颠覆和批判，中国只能代表传统，而西方才表征现代的单线历史观和时间观也遭遇到学界的广泛挑战。如果说现代性是多元的的话，那么过去那种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理解为单向度发展的时间叙述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被讨论的假设。五四时期，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哲学及其比较》中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关系。如果这样一个前提能够得以成立的话，我们在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就能够突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的窠臼，而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把握其发展线索和脉络，深入到两种文明的内部核心，从它们的相互纠缠和牵扯的关系网络，来考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想像和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传统与中国内部的文化传统、西方的思想传统有着怎样的脉络关系。对已经告别20世纪、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上述问题的研究成了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 五四是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起源。我通过这些年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发现，过去我们把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过于简化了，甚至把五四时期的启蒙仅仅理解为《新青年》、《新潮》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把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剔除在外。这是对丰富的启蒙思想的一种误读。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到洛克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比较复杂，伏尔泰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笛卡尔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卢梭则是一种祟尚自然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20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接受是全方位的，而西方启蒙思想又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因此，五四的启蒙思想出现相互歧异和紧张便是相当自然的。这种来自不同源头的思想传统的相互冲突，有的时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有的时候是表现在不同的思想者身上。这样，20世纪的现代思想史便形成了多元化的启蒙思想。除了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为代表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还有两种启蒙传统值得一提。一种是以杜亚泉和他主持的《东方》杂志为代表的科学启蒙和温和变革。过去杜亚泉被认为是反启蒙的，近十年的最新研究表明，他反对的只是激进的启蒙，而主张温和的和调适另一种启蒙传统。第二个启蒙传统是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代表，以《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学灯副刊为阵地，则是又一种温和的、二元论式的启蒙思想。在五四，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松散的启蒙网络，各家各派对于启蒙的态度都有汪晖所说的“态度的同一性”，即他们都肯定现代价值，试图超越传统的价值。但更多地是表现为对启蒙的不同理解和分歧。五四时期的几个重要的论战，如陈独秀和杜亚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都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冲突是内在的，而不是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 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是如何涂抹着传统的印迹，而传统的价值是如何隐蔽地参与现代性的建构的。所以，近代的启蒙思想的分歧是一场启蒙反对启蒙的现代性的内部的冲突。假设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现代中国思想史就应该着眼于研究史华慈教授所言的“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也就是考察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基本思想脉络是如何分布和形成、演化的，彼此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神往和富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因为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决不可能用一种模式穷尽对它的阐释。例如学界常用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改良与革命等二元对立的模式等，只能是遮蔽了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和紧张感。在某种历史目的论的导引下所建立的各种线性的历史观，无法涵盖现代性的复杂性。可以说，对现代性的理解，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在不同的问题意识的牵引下，研究者对启蒙思想的内在脉络的梳理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