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清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首先应该弄清社会转型的含义。我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述评》（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述评》，《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中，曾列举了关于什么是社会转型的十种观点。从这些观点来看，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其中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等等。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开放型社会的形成，就必然要求从高度集中的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从封闭性文化向开放性文化转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应发生深刻的转变，人的素质也应得到明显的提高。 关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吴忠民、张宪文分别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作了分析，吴忠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张宪文认为主要有两次转型。我认为还是分为三个阶段比较好。下面，就谈一谈对这两位学者的论述的看法，以及三个阶段的社会转型及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一 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吴忠民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之下进行的，因此既持续进行，又表现出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情状：一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缓慢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型化；三是开放的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说明，这时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即必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正常进行争取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社会转型的低度发展，也促成了民族独立，一方面使中国的民族运动越来越具有“现代”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当时中国最为有效的民族动员，终于使民族运动取得胜利，使正常的社会转型成为可能之事。（吴忠民：《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郭德宏、朱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宪文从历史学的角度，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这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辛亥革命是一次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运动，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变，特别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的所有任务，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帝国主义虽然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击，但其势力仍在，仍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第二，大量的传统社会遗留，其中包括传统政治、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第三，传统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辛亥革命后，人们提出种种社会改造的方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日本的侵华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机遇，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这个大好机会被执政的国民党丧失了，它未能把握好历史的发展机遇，把社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张宪文：《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次转型与40年代的中国》，郭德宏、朱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宪文：《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我同意以上两位学者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确表现出以上的特点。不过，我还想做出三点说明：第一，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过去，一直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对它评价不高。无庸讳言，辛亥革命确实存在很大的弱点，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但是，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毫无疑问是从此开始的。辛亥革命胜利后，社会的各个方面确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张宪文所说，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因而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运动。过去之所以一直说它“失败了”，是因为把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都加到它的身上，这种要求是不公平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制，这个任务完成了，就是最大的成功。第二，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评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连年混战，确实给中国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推迟了社会的转型。但是，北洋军阀政府也颁布了一些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法令，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转型的措施。对于文化转型起了巨大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此，不能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就是一片黑暗，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三，国民党政府确实进行过一系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如能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建立联合政府，可能就会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它未能把握好这个历史的发展机遇，挑起内战，终于导致失败。这说明，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政党和政府，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二 关于1949至1978年中国的社会转型 吴忠民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这样两个阶段。在建国后的30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比如强化了民族的自尊与尊严，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初步实现了社会平等的目标，开展了大规模的大众化教育等等，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整个社会错误地将时代中心定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由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由于不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而滥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予以强行拉动，由于盲目轻视现代知识，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不规则、停滞甚至落后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不规则的高速推进；第二，城市化进程缓慢；第三，开放的低限度进行，而且摇摆度过大；第四，社会分化的停滞甚至倒退；第五，世俗化进程的停滞。总之，这个时期除了经济的不规则增长之外，社会转型在其他重大的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一种缓慢、停滞或是走样的情形。（同前引吴忠民文）张宪文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中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指导的错误，经济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政治上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和高度集中，在对外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潮流。上述诸点，完全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准。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均遭受严重挫折，未能有效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前引张宪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