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薄一波与阎锡山、赵戴文等人的第一次会晤和薄一波提出的“约法三章”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阎日矛盾加剧；红军东征使阎蒋矛盾、阎共矛盾激化。此时，阎锡山集团面临着抗日还是和日、联共还是反共、拥蒋还是拒蒋的重大选择。另一方面是由于阎锡山集团存在接受中共统战政策的主观可能性，即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和一定的民族意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改变策略，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了大力地争取，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战线的建立。 （一）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 1.“中的哲学”思想的内涵。“中的哲学”又叫“二的哲学”，既是阎锡山个人立身处世的哲学思想，更是他统治山西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阎认为中国儒家传统之道即是“中”。“中为不偏之意，不只不偏于恶，且不偏于善；……”[1]“中”与仁合在一起，是天人合一之道，就是儒道。第二，“中”为宇宙本体，宇宙本体为“宇宙万象之母，万象皆由本体而来，且万象均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反证宇宙本体为‘中’，故‘中’是天道，亦是人道”[2]。第三，“中”是不偏，不过，不及。“不偏是个部位的定点，不过，不及，是个程度的定点。处理一切的人事，能不偏，不过，不及，人类即有幸福而无祸害，人生即能得到美善。”[3]第四，“中”即负责任，做好事。能负起责任，做好事情的，即谓之“执中”。第五，“中的哲学”的出发点是“自存自固”，主张“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第六，“母理”“子理”说与“矛盾对销律”、“三一权衡律”。阎把世间的“事理”区分为“母理”和“子理”。他认为：“‘母理’是‘超时空’的、永恒不变的，能够‘创造理论’、‘改造环境’；‘子理’则只能顺从环境，是随时随地而变的。但‘子理’之变是为合乎‘母理’而变的。”[4]阎在肯定了“母理”“子理”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三原则，作为认识事物、判断问题的思维方法。他认为永恒不变的“母理”“定事之该不该”，而随时随地可变的“子理”则“衡事之能不能”。由此推理便得出了“矛盾对销律”和“三一权衡律”两个定律。阎认为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在矛盾的事物中求对，正确的做法“必须矛盾对销以得中。”这样才符合“互助互爱的人类原则”，把事情办好。“三一权衡律”是指把矛盾双方看作是两个“一”，而把矛盾双方折中、调和起来，就出现了第三个“一”，也就是“三一”。前两个“一”都“对销”了，只有这“三一”才是“真一”，才是权衡事物的标准。 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的实质，即“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2.“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中的哲学”思想在处世方法上体现为“二的分析法和二的做法”。他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包含着相反的因素。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如他常说的：“人是有理性的，要待人以君子；人是有欲性的，要防人以小人。分辨人的理性与欲性，是二的分析方法；既待之以君子，又防之以小人，是二的做法。”[5]根据这种思想，他在干部任用上，总不使权利过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使他们互相牵制。如阎在文官与武官之间、不同派系之间制造矛盾，一方面重用武官邱仰睿，邱倾向南京势力，另一方面又重用开放的文官李冠洋，李是本地势力。对邱派，他说：“对南京咱们要靠。”对李派，他则说：“咱们与他们不同。”[6]用武官，在一个部队里也要用两个互不和睦的。对省政府各厅长的任命也是如此。这样，阎便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其互相牵制、监督和竞赛，他就可以收到“兼听则明”和“扣两端而用其中”的效果，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中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则是阎的反共哲学。这是由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阎为了维护并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竭力反共。 总之，阎“中的哲学”思想，追求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判断事物的标准模棱两可，让人琢磨不透。左右逢源、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狡兔三窟等，都是阎对“中的哲学”的绝好运用。阎之所以能成为民国史上的“不倒翁”，是由于“中的哲学”对其进行理论指导的结果。 既然说“中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是阎的反共哲学，那么为什么又说“中的哲学”思想为阎接受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呢？“中的哲学”思想是阎的生存哲学和生存之道，阎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必然反共。面对中共、日本、蒋介石集团这三种力量，如何摆脱窘境、求得“自存自固”就成为阎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抉择。来自中共方面的是“拉”，是团结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自日本方面的是“打”，是侵略中国，变中国当然包括山西为其殖民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则是“吞”，是排斥异己，吞并山西这块地盘。此时，阎运用其“中的哲学”，反复权衡他与这三种力量的利弊得失：降日会使他招致汉奸的骂名，身败名裂；迎蒋又非己所愿；抗日虽可落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但自己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拒蒋也是自己力所不及的。阎认为，为了山西的“存在”，必须抗日、拒蒋，而抗日、拒蒋则必须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阎的“中的哲学”思想成为阎集团接受中共统战政策的理论依据，为阎集团接受中共统战政策提供了主观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