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3-0095-03 一、从提倡、力行到放弃、反对——鲍罗廷在土地问题上的转变 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前以及北伐之初，身为国民政府总顾问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对土地问题十分关注。他表示：“要推测这人是否真正革命党员，只问他是否有决心去解决土地问题”。[1] 1923年11月，鲍罗廷在为孙中山起草的国民党“一大”直言中写道：“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务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之整顿水利，移植花徼，以均地力”。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否定，体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北伐前夕，他在给苏共布布诺夫访华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北伐——这是中国的必要阶段。北伐军所到之处，要采取措施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要解决，至少也要开始动手解决社会问题，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 1926年，伴随着北伐战争的进程，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受到胜利鼓舞的鲍罗廷此刻越来越感觉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向前推进革命。他从大量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说：“我个人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中国，尤其是在广东，最主要的支柱不是军阀，而是落后的、中世纪的土地关系”。他宣称：从今以后只有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唯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算是国民党左派”[2]。1926年5月，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草案规定“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鲍罗廷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政策。他在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院等的大小会上，作了著名的《革命基础问题》、《土地革命》等报告，对土地革命问题作了精辟论述。 鲍罗廷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鼓动外，还开展了实践活动。他在顾问组下成立了对农民运动进行调查研究的农运小组。参加这个组的有沃林、约克和塔尔汉诺夫，他们都是苏联农民问题的专家。他们在《中国农民》等刊物上，介绍苏联土地革命和农运的经验，发表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农运起来后，土豪劣绅及当地的官僚势力，从军事上进行镇压。鲍罗廷遂敦促国民党军队保护农运，打击地土豪绅势力。国民党右派邹鲁的一段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说：“我便密切协助各地民团和共产党努力奋斗，但是共产党把持政府，总是帮助农民协会和农团军来压迫民团。广宁、四会农民协会为民团所败，鲍罗廷竟使政府于滇、湘、桂、粤、豫各军中，各抽调一团，加以大元师铁甲车而会剿之。”[3] 然而，随着北伐的深入，革命阵营里出现变化。蒋介石接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鲍罗廷措手不及。为维持险象环生的国共联合阵营，鲍罗廷对蒋介石步步退让，直接影响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鲍罗廷开始动摇和让步。他在这时表示，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刊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过火”行动，赞成解散黄岗农民协会……。据蔡和森后来回忆，鲍罗廷还在政治会议上公然宣布“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而是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武装自卫等等。[4] “四·一二”政变后，革命阵营陷入极端混乱状态，为了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这时期的鲍罗廷倾向于暂时放弃土地革命。他认为，武汉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所有者，“指挥人员担心，他们在前线同敌人作战，而后方却在抢占土地，甚至不会给他们（即军官们）留下叫缺‘葬身’之地。”他还表示，实行土地革命必须考虑到政治形势，“目前不应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直言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对于农民协会的作用，鲍罗廷虽然承认它是“新政权的萌芽”，但认为“这些组织有时起着反动作用，因为它们带有地方主义色彩”。[5]可见，在“四·一二”政变后，鲍罗廷总的意见是照顾军官们的情绪，在土地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同时，他主张首先进行第二次北伐，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即所谓“先扩大，后深入”。 5月12日、21日，夏斗寅、许克样相继叛变，武汉政权危在旦夕。然而，鲍罗廷此时仍在企望平息事态，以继续维持“和局”。他组织了所谓的查办代表团，一方面是查办许克祥的叛变，而另一方面则是查办农运的过火。此时，他大发感叹：“还谈什么土地革命”。[6]“马日事变”后，国共合作的破裂已成定局，共产国际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4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玩物”，因此，要“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同时，还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编成几个新军，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7]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然而，鲍罗廷却把共产国际的这个紧急指示置于一边，认为“荒唐可笑”，应该“暂缓执行”，[8]甚至未交给中央。至此，鲍罗廷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土地革命主张，由原来的提倡、力行土地革命转变为放弃、反对土地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