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时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相关的研究并不能算少。但由于研究者所力不能及的史料方面的条件限制，人们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大多是日方的文件和回忆录。而当事的另一方即国民政府方面，所披露的文件极为有限。长期以来，研究者所能引用的中方资料只是一些较低级别的牵线搭桥者的回忆录，而这些回忆录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因此，回忆者当时所能了解的真相的程度及日后回忆时的准确度都影响到研究者的使用。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至今尚有若干不明之处，而对于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圈内人士的真实想法，人们所知则甚少。（注：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首次利用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揭开了蒙在国民政府身上的黑纱，开了大陆学者利用蒋档来从事这一研究的头。笔者去年曾有一短暂的机会接触蒋档，深感如能对蒋档深加发掘，一定能对战时中日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现在大致已比较清楚，在抗战前期多种路线的中日秘密接触中，有一些活动蒋介石是确实不知情的，有一些蒋则通过特情渠道获知了消息，还有一些则由当事人直接向蒋做过汇报，情况各不相同。说蒋对中日之间的接触都了如指掌，并在幕后操控，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说蒋对这些活动毫不知情，完全是手下人越权操作，又不免显得对蒋过于维护。因此，必须对不同的个案作不同的分析。但以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即无论蒋对某一接触是默许还是斥责，我们都没有发现蒋介石本人对和谈条件系统地表示过意见。（注：南京失陷前后发生的“陶德曼调停”是个例外。这是抗战时期惟一的一次由外国出面进行的斡旋活动，蒋介石且曾亲自会见过陶德曼。但这次调停，实际上是由陶德曼转述日方的条件。蒋介石所表示的中方立场只是原则性的，如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华北的主权与完整不受侵犯等，并未提出具体对案。）因此，对于蒋心目中的和谈条件，人们无法确切得知，而只能根据片言只语来推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现存于台湾“国史馆”中蒋介石特交档案中的一组记录，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得以一窥蒋介石对和谈条件的真实想法。本文试图对这些文件作一粗略的解读。 一 蒋介石亲自审核过的这一对日议和条件，是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在1940年8月间为张季鸾赴港与日方接触所准备的。然而，有关战时中日秘密接触的各种回忆和研究很少提到这一事情。大陆出版的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至今仍是惟一的关于战时中日接触的专著，并未提到这一活动。在台湾出版的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1998年版）也未提及此事。日文著作中，迄今对“和平工作”研究最为权威的户部良一著《和平探索者——中国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论创社，1991年版）及刘杰著《日中战争中的外交》（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也均未涉及此事。为人们所广泛引用的《今井武夫回忆录》对这一活动也毫无记载。可以说，这一“张季鸾工作”实乃不见于史书。然而，这一活动又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档案记载之中，未为人们所发掘。前引杨奎松文当是第一个依据蒋档将这一活动公之于世的。当然，由于档案资料记载的有限性，有关张季鸾活动的前前后后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张季鸾，著名报人和政论家，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曾任留学生办《夏声》杂志主编。民初十余年间，他曾主持过多家报纸，最终在主持《大公报》后将自己的新闻事业推向了顶峰。《大公报》以“四不主义”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独立办报的指针，对政府有批评，有建议，但言辞又比较和缓。张季鸾因此被蒋介石尊为“诤友”。抗战爆发后，张季鸾日益为蒋介石所倚重。蒋介石经常将其请到官邸，边吃边谈。张回去后再将有关信息及政见写进文章，以影响舆论。如此，《大公报》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依据笔者目前所阅读的蒋介石档案，虽然不能完整地勾画出张季鸾活动的全貌，甚至不能排出每次方案讨论与修改的准确日程，但读完相关卷宗，蒋介石在对日议和问题上犹豫不定的矛盾心态却是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印象。 1940年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个相当紧要的关头。对中国而言，由于印支通道和滇缅路的陆续关闭，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主要通道被切断，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在日本方面，它利用法国在欧洲败降和英国战事吃紧之机，逼迫他们关闭对华交通线，并提出了允许日军进驻印支北部的要求。日本的这些举动开始显示出南进的意图。在这一背景下，议和问题的提出，显然具有更大的敏感性。 7、8月间，日方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中枢传来愿意撤兵议和的信息，其中尤以和知鹰二通过希腊某商人转来的条件最为宽松，蒋介石称之为“乞和”。（注：遗憾的是，笔者尚未看到这一被蒋介石称为“乞和”的文件。）对于日方何以一再提出要价较低的议和条件，蒋介石判断，日本人此时已决心南进，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故而将议和条件大大降低。这一认识使蒋终于动了不妨利用这一时机来一试和议的念头。8月3日，蒋在与张季鸾谈话日时说道，和知托希腊商人上书，表示诚心和敬意，“而其内容，无异乞和，为从来所未有，乃知敌求和之急，盖迫不及待也。我今趁敌南进野心猖狂之时，如谋于我有利条件之下与之媾和，可乎？”（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3日条，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的这一席话，显示了他有意抓住日方为了南进而急于议和的心理来谋取对中方有利的和局的意向，实际上也为下属的方案策划活动开了绿灯。8月9日，蒋再次研究了和知的转来的条件，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乃愈益幼稚”。（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9日条。） 但蒋介石又心存犹豫，他对是否应抓住这一机会向日方作出回应，以免错失议和良机，显得没有把握。他担心这是日本人设置的圈套。此时，通过胡鄂公、何世祯、张治平等各种渠道传来的日方议和意向也纷纷上报到蒋介石这里，但蒋觉得：“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13日条。）8月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告沦陷区民众书》，公示了对解决中日问题的立场：“在敌人没有完全退出我们国境，我们同胞一天没有得到解放以前，就是中正一天没有尽到责任。所以，全国同胞，尤其是上海以及各地沦陷区同胞的痛苦，中正决不敢有一时一刻的忘怀，亦不敢诿卸职责，而不鞠躬尽瘁”，“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台北1984年版，第200页。）次日，蒋自记曰：“昨日八一三告书发表，与敌当头一棒，使彼等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否则，彼不醒悟，常来尝试，我若一时中其诱计，则太危矣。”（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14日条。）8月15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敌阀此次用尽千方百计，作求和攻势，其摇尾乞怜之态，可谓极矣。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残忍，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此为对敌之当头棒喝，冀其有所觉悟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册，台北1978年版，第567页。）从蒋介石这一系列的讲话和日记来看，他在8月中旬对议和之事在公开场合自是表现出义正辞严的态度，在私下场合及日记中也表现出相当的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