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077-08 中国基督教学校在经历了1922-1927年间“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不得不适应民族主义的潮流，加快本土化步伐，任命中国人做校长，并向中国政府立案。抗战前，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中，除圣约翰大学外，均已在南京国民政府以私立大学名义立案。正如金陵大学老校长包文博士(Arthur J.Bowen)评价那样，基督教大学与中央及地方政府有着真诚而密切的合作，它们不再是“外来”机构，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员。（注：Bowen,"China in l937",Letter to the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October 5,1938)，见亚联董藏中国基督教大学档案，原件藏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全宗编号G11-238-3933（以下注释同）。作者使用的是亚联董赠送给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缩微胶卷，特此致谢。）抗战军兴，基督教大学和整个国家一样，面临生存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基督教大学的国家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为适应国家战时需要，双方合作更加紧密。但战时国民政府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控制也逐步加大，使基督教大学面临失却原有特色和办学自由的危险，导致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教育政策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基督教大学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再思基督教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理念的差别，并努力与政府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 一 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 九·一八事变时，基督教大学师生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得毫不逊色于国立大学，一二·九运动时，燕京大学更发挥了先锋作用。抗战一开始，政府号召大学生以从事军训、宣传、救济、服务等活动来表达爱国之心。基督教大学积极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把所有学生都投入到附近农村做民众动员。福建省政府要求全省所有初中以上学校都要以华南为模范，在1938年头3个月参加社会服务和宣传活动。（注：President's Report for the Year 1937-38.RG11-176-3191.）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也深入内地进行民众动员，宣传“抗战建国”的意义，从1938年1月开始，大学负责8个县的民众教育，宣传普通卫生知识等。（注：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37-38.RG11-108-2393.） 随着战事逐步深入，基督教大学和公立学校一样纷纷内迁。齐鲁、金陵、金陵女子迁到成都，落户于华西协合，东吴和之江先后搬进上海公共租界，与圣约翰、沪江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燕京则坚持原地办学，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迁至成都。华中先迁至桂林，后又于云南大理喜洲小镇定居。福建协和去了闽西邵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去了南平，岭南先迁香港，后又到曲江。整个抗战时期，13所基督教大学中除华西协合不用搬迁外，其余12所大学都作了迁移，距离从十几千米到几千千米不等。基督教大学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继续生存，同时也是基于为国家保存教育命脉，在政府看来，是一种国家认同及忠诚的体现，也是协助政府实施“抗战建国”方略。 暂时留在沦陷区的基督教大学，象燕京和在上海的联合大学都是靠着美国国旗和治外法权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的，难免要受到国人甚至校友的误解。司徒雷登1938年2月去上海会见一些校友时，发现他们用“某种严厉甚至不赞许的态度”看待他，怀疑燕京所以能平静地办理下去是因为在国家忠诚的基本原则方面妥协了。（注：J.L.Stuart to B.A.Garside(Feb.17,1938),p.2,RG11-359-5531.）当时正在英国读书的费孝通也给司徒雷登写信，对燕大继续办学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建议在西北地区另开分校。（注：Fei Hsiao Tung to J.L.Stuart(April 28,1938),p.2,RG11-359-5631.）这些大学以后的表现在在说明它们并没有背叛国家利益，它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仍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没有一家和日本或傀儡政权有任何正式的官方联系。（注：珍珠港事件后，上海惟有圣约翰继续照常公开上课，有人认为圣约翰行政当局过分迁就了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要求。校长沈嗣良曾出席日伪在上海和南京召开的教育及其他会议，并在公开场合发表反美亲日言论，也曾在日伪政府和社会组织担任职务。战后，沈嗣良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圣约翰校董会和差会当局都对沈做了辩护，认为沈和伪政府的来往是为了减轻学校所受的压力，沈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通过提供教育机会为中国服务。详见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61-165页。）司徒雷登面对抗战爆发后的复杂局势，提出办学的三原则：保持大学创办者、支持者的忠诚；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忠诚；用适当的办法同日本当局保持友好关系。（注：J.L.Stuart to B.A Garside,June 6,1938.RG11-359-5532.）1939年4月，12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基督教大学面对国家危机应采取的对策，他们发表了一致声明，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的忠诚，为保护这些权利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注：Galen Fisher,ed.The Effects of Stno-Japanese Conflicts o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General(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9),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