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4)03-0089-05 所谓国情，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总体的基本情况。其中，社会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国情中的主要内容。国情具有四大特征，即客观性、综合性、复杂性和可变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80余年的历程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先后形成过两大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两大国情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人认知中国、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中，居于基石的地位。科学地总结和比较两大国情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世纪的中国国情，更好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一、两大国情理论的产生，都是伟大实践的需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自1840年以来，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不懈斗争，从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到农民阶级的揭竿而起，从资产阶级中上层的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民族民主革命，前后达80余年，但终究都未能成功。原因固然很多，如果从主观方面检讨，有一点，就是由于这些力量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认识还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而导致其救国路线、纲领和理论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新的革命力量、新的政党，在实践中对中国国情做出超越以往政治力量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力量，要想创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革命理论，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指给中国人民新的解放道路，就必须对当时中国国情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是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尽快从“文革”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突破原有的理论的框架，从“左”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要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整个世界发展的高度着眼，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道路，规划出未来中国社会新的发展蓝图。要想回答上述迫切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对其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判断和把握。 二、两大国情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同样都是一个历史过程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从其产生、发展到完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这一理论萌芽和形成初步思想的阶段。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又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国已是实际上”的“殖民地了”；经济“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政治则“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1](P72)1923年，陈独秀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中国”。[2](P558)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仅使用了“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提法，而且对社会阶级结构及各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详尽分析，明确了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及同盟者；1927年3月，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和当时的农民运动及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此外，这一时期蔡和森、李达等人的著作，也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表述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国情的认识还是零散的、个性化和不甚系统的。但是，毛泽东尽管未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但其对当时中国国情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和问题的认识与把握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第二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是这一理论基本形成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必须搞清的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对此，1928年6月中共六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性质并未改变，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3](P169)1929年2月，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的文件里正式使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表述。[4](P13)同年，李达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提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5](P13)1930年3月，李立三的《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也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32年5月，瞿秋白在《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文中，强调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6](P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