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44(2004)06-0051-09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存在于世80余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这个党产生的原因、起源、形成过程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近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一些以往没有被注意到的方面和问题也有人在探讨，逐渐丰富着人们对中共起源史的认识。但是，能不能说中共建党的历史已经研究得十分清楚了呢？笔者认为：没有，远远没有。在这一研究领域里还存在着若干盲点，甚或有面对新出版的史料作出错误解释，以至出现某些近著在有些史事的叙述上反而踞离历史真实更远的情况。 比如，早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在追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时，多写到李大钊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甚至把它视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嚆矢”和“中国共产党的母体”。（注：据刘弄潮的考证，最早这样写的书是出版于昭和八年（1933年）的日文著作《支那共产运动》（《领导五四的主将—李大钊》，《五四运动文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笔者认为，日本有关著作之所以较早记载了北京1918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事，可能是其作者从李大钊的日本朋友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1918-1919年间李与一些日本人有通信联络，并且曾委托李辛白给一些日本人邮寄《每周评论》。中共史学家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也肯定1918-1919年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见1954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初稿”第31页）。）而晚近出版的一些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则很少或根本不提此事（注：最近出版的未提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较大的党史著作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沙建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一批2001年出版的书、辞典如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集》（解放军出版社）、朱敏彦等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而提到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较晚出版的有关著述较少，比较重要的有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年谱》；尚恒其编《李大钊传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后一书写到，1918年冬在北大红楼里“大钊同志邀请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学会。……在一个深夜的学习会上，大钊同志作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报告”（第173页）。可惜这段有不少细节的叙述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王眉代查了若干资料。）；有的著作甚至把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说成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其他认为1920年3月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或“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的，还有盛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和何沁、王家勋著《中国共产党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书。）。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否认或不提1918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可能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它在报刊上公开刊登过启事；还由于张国焘、刘仁静等参加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没有回忆到1918年曾经存在过这样的研究会（注：A.Dirlik在其著作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4)中便作后种解释。）。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后来的史学家没有给出充分理由便否定以前有关历史记载的明显例证。 一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先引述若干为有关党史学者所熟知的有关回忆资料。当年同样是北大学生，虽入学较晚，却与李大钊私交甚厚的朱务善写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注：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页。参与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朱务善所述的1918年“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之事，很可能是他当时或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由于他所说的与高一涵回忆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名称不同，所以其消息来源不会仅是高一涵。）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 如果认为并非当事人的朱务善听述无法令人置信的话，那么根据“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这一史料运用的原则（注：这个原则是史学大师兰克(L.Ranke)继承前人而确立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了。高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1](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而当年还只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不足为据。 虽然高一涵的这个回忆难以被证伪，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来对某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断，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仅由于回忆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或误记现象，而且因为人大多会有粉饰自我的倾向而把功劳拉在自己头上，所以事后回忆往往不那么十分可靠和可信。（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对源于自我领域的材料持怀疑态度”。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学家对待回忆资料的确应持审慎态度，需经仔细考证后使用。）这样，寻求尽可能早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作为人们当时记录之一种的、被称为“史家的绝好材料”的报刊记载（注：李大钊语，他甚至说“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