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湖南岳麓书社在大陆出版了《蒋廷黻回忆录》（以下凡引此书，均迳称《回忆录》或仅注页码）。这部回忆录原是1965年蒋廷黻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实录，1979年曾由台湾传记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尽管此番口述仅及抗战，以后诸事因蒋廷黻的突然去世而付之阙如，但由于蒋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且他平时无论行文还是口述，都是删繁就简，句短言略，留下的东西不多，在大陆就更难得见到，所以，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蒋廷黻初为学者，先后执教于南开和清华，以治外交史知名于世，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册，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都是筚路蓝缕；以后，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他和地质学家翁文灏可以说是继另一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后自由派学者从政的典型。而正是1935年受蒋介石征召加入国民党系内阁以及入阁之前与胡适等人就“民主与独裁”展开了论争，使蒋廷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颇受争议。在笔者看来，这两件事不是孤立的有关蒋廷黻的私事，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状况和政治参与的方式。 一、学者参政：理想抑或现实 蒋廷黻被大陆史学界重新认识，缘于他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初版于1938年。1987年在大陆重版，并编入湖南岳麓书社“旧籍新刊”中，以后，先后收入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上海书店“民国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了新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篇幅很短的小书，在大陆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誉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注：见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上海〕《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蒋著《中国近代史》的特色，主要在于它的表述非常个性化，臧否人物，品评事件，一仍其所见。在他的书中，一切仿佛都是客体，他永远是站在超然的立场之上，所以他冷静，所以他的叙述和评论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他的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败类，林则徐可以批评，李鸿章可以表扬，全凭他们在当时当地的行为表现。这样看，个性化只是表象，理性化才是内在。 蒋廷黻的思想底色就是理性化。这首先与他接受西方教育比较早有关。据《蒋廷黻回忆录》记载，1906年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期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17岁赴美留学直至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国外共计11年（其中在法国一年），如果加上国内的6年教会学校，所受的西方式的教育达17年之久。尽管蒋的朋友以及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分析蒋的思想时，多强调其中华性，强调其受到乡贤魏源以及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薰陶（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1965年12月1日。），甚至以蒋之湖南乡音始终未改，说英语时亦有湖南味来证明其思想和意识完全是中国的（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学以致用》，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本，第259页。）。但这些研究、评价或回忆多是在台湾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认同传统的语境下作出的，更多地还是出于同代人或后来者的“好意”。 蒋廷黻思想中的理性之所以很西方化，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价值，与中国人之讲关系正好相对。重价值其实也是现代中国西化的自由派的共同取向。然而，蒋廷黻所秉承的价值和理性，均有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不能说是唯一，至少也是与众不同。 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都知道，新文化一代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有人希望他们直接批评现实政治，陈独秀的回答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注：1915年9月15日《答王庸工》，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然而两年后，同样是读者要求谈时政，陈独秀的答复已经有所变化，他说：“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惟人类生活，既必经此阶级（即今之所说的阶段——引者），且今方在此阶级中，则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而颇能反映前后反差的还是陈独秀所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注：以上均见1917年7月1日《答顾克刚》，同上书，第179-180页。）1932年，新文化的另一代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演时，谈到了他们践约的原因。他认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不容易做得到”，原因是“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收入《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既然新文化一代人抱定不谈政治而不得不谈政治，甚至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那么，对政治有很大兴趣和相当研究的蒋廷黻的关心政治，进而参与现实政治，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蒋廷黻从政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清华，他与校长罗家伦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倡导者，收集资料，锲而不舍；他也是典型的自由派，放言论政，毫无顾忌。据时任教清华大学且为《独立评论》同人的陈之迈说，蒋廷黻离开清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消息传出，“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1966年8月1日。）。这“难听的话”当指“清华园太小了，他不会感觉过瘾的”之类的流言（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1965年12月1日。）。但自由派以及《独立评论》同人中间的异议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大。曾倡导“好人政府”的胡适虽一贯不干涉别人的选择，但在此问题上他还是寄予了希望的。在给蒋廷黻以及先期从政的翁文灏、吴景超的信中他引用了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胡适期待他们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们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以教育和改造政府（注：见《胡适全集》第24卷，第288-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