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026-07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却未能建立一种新型有效的民主共和体制，反倒形成了武人坐大的政治局面。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胜利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提出并在人们看来也像在恢复“法统重光”。吴佩孚的行为鼓舞了当时尚对政治发展抱有希望的人们，1922年9月19日，学者型政治家王宠惠组建了被称为“好人政府”的内阁，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人们对未来政治的种种美好猜测。岂料73天后，王宠惠内阁即告倒台。王宠惠内阁的倒台就是由罗文干案引起的。本文拟从内阁、议会和实力派军阀等多角度对该案进行探析，以揭示历史现象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注：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20世纪20年代初的罗文干案件虽然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要案，但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与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专著中，虽然对此事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但颇多演义成分，其中有些史料与观点尚值得商榷。与以往研究中侧重于分析实力派军阀的暗中操作不同，本文试图将问题置于内阁、议会和实力派军阀三方博弈互动的格局中来演示，通过对这一政治案件的全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剖析，从中有可能洞悉历史现象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 罗文干案件的经过 罗文干(1888-1941)，广东番禺人。清未曾到英国留学，专门研究法学，获得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学位，历任广东司法司长、总检查厅检查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等职务，当时被公认为是全国的司法界权威之一[1](p373)。罗文干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时，总裁王宠惠对他的才学就十分赏识。1922年9月，王宠惠组阁，便邀请罗文干担任财政总长。 1922年11月14日，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清末民初，中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遂多方筹款。1911至1914年间，政府通过委托奥地利银行团在欧洲证券市场上发行债票的方式，先后六次向奥地利银行团借款，总额大约为475万英镑。1916年债款中部分本金到期时，由于借款多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政开支，政府无力偿还。于是双方签订展期合同，有了第七次借款，大约123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许多债票已经到期，债权人要求换发新债票。又因为当年奥地利银行团所发行的债票并不限定购买者，所以很多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也购买了这种债票。这些国家联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且以换发新债票作为承认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此时中国政府财政困窘至极，新增关税意义重大。基于以上种种考虑，罗文干同意和债权人代表华义银行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华义银行承诺向北京政府支付现金8万英镑。政府借新债来还旧债，已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中国是个弱国，罗文干所签订的这项合同已尽力使国家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新合同曾通过外交部审查，当时财政部顾问法国人宝道也认为没有问题。然而，正是这份合同，几天后引起轩然大波。 11月18日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和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三人拜见总统黎元洪，指责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使国家损失达五千万元。在向黎元洪递交的公文中，他们列举了罗文干的三点违法之处：1.奥国借款经巴黎和会决定已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不需要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2.罗文干贪污受贿。证据是华义银行支付的三张支票，分别为8万英镑、3万英镑和5千英镑；3.新合同事先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没有呈请总统和国会同意，手续不当。[2](p1011)吴景濂要求总统下令立即逮捕罗文干。随后，黎元洪命令步军统领、京师警总监于深夜逮捕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将其送往警察厅暂时看管。 实际上，吴景濂指责罗文干的三点理由并不充分。关于债票无效问题：巴黎和会并没有规定借款一律要赔偿中国，只说协约国或参战国与奥国间的债务应彼此结帐抵消。更何况“凡国家债票为敌国人民所持有者，不得因战争之故而没收之，为国际法学者之通说”[3](p63)。这项借款“虽名为奥国借款而持票各国人士皆有”[4](p34)；关于三张支票问题是：8万英镑为对方按合同规定付给中国政府的，折合成华币约80万元，转给交通部50万元，余下作为行政日常开支。3万英镑是付给安利银行经理巴克的手续费，5千英镑是付给安利银行买办的手续费[5](p439)；关于手续问题：这份合同确实未经国务会议讨论，也没有请求总统和国会的同意，但财政部办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吴景濂知道其指责经不起推敲，所以当检查厅要求他和张伯烈出庭作证时，二人都将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谓系总统交办，与彼毫不相干”，拒绝到厅[5](p413)。狱中的罗文干却乐观地认为“俟吴（景濂）张（伯烈）到厅，即可水落石出。……此案蒙冤，不日即可大白于天下”[5](p419)。罗恐怕也未想到这不是个简单的案件。 罗文干被捕后，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部总长顾维钧、交通部总长高恩洪等人立刻深夜看望，探听原委，要求保释。总监不允许，称如要保释，“须向总统要求撤回命令”[5](p415)。素为人所敬重的财政总长居然被秘密逮捕，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次日王宠惠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他指出“以现任之财长，仅以嫌疑二字，未经阁议讨论，擅行逮捕，自有未当”[5](p428)。会议最后决定，内阁通电声明“吴景濂坐迫总统，立召军警长官逮捕（罗文干）。……此案是非虚实，自有法律解决”[2](p1032)。同时通过决议，要求将案件交由法庭处理，“实则严惩，虚则反坐”[2](p1031)。王宠惠要求总统副署这项决议时，吴景濂和张伯烈联合多位议员阻止副署。第二天发表决议，称“令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2](p1031)。罗文干也请求法庭审理此案，并表示“非俟水落石出，决不离开法庭”[2](p1031)。同时，吴景濂和张伯烈分别通电叙述事件经过，称罗文干为“卖国奸贼”，证据确凿。20日，众议院通过查办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案和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无效案，声称“此案若不彻底追究，何以惩官邪而维国纪；除奸蠹而快人心”[2](p1035)。21日，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海军总长李鼎新、教育总长汤尔和及交通总长高恩洪联合通电，表示责任内阁已被破坏，待罗文干案件判决后，将集体辞职。23日，财政部通电解释奥国借款不能不还和取消购物合同的原因，认为罗文干所签订的合同较以前的合同能带来更多利益。25日，迫于各方的压力，内阁在案件未能解决的情势下，提出全体辞职，但如案件有所牵涉，阁员仍将“束身司法”。4天后，辞职请求被批准。11月27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渎职祸国”的议案，认定王宠惠、顾维钧在罗文干案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