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注：参见拙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七、八两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发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同乡会与商人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而对国内商业大都会宗族组织的研究尚付厥如。由汪文炳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吴山汪王庙志略》（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志略》）和由戴振声、汪濂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的《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续编》），为我们研究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提供了珍贵资料。吴山汪王庙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牍》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64岁。隋末天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宣城长史铁佛献表称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碑刻越国公像。”（注：杭州《郭西小志》，清刻本。） 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仅为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两宋时期，多次加封，至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增添了平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元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明初朱元璋立国时，颁布保护汪王庙的禁约：”皇帝圣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祐一方，载诸祭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神兵助顺累著威灵，厥功显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殿庭。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木，拴结马匹，牧养生畜，非理作践，以至亵渎神明。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痛行治罪，仍责赔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规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唯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注：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这样，徽州仅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 在以后的造神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汪华具有了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注：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除了分布于杭州及徽州本土的四大汪王庙之外，在徽州六邑各乡都有汪王的行祠，是为忠烈行祠。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徽州六邑“忠烈行祠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各乡多有之”。最著者歙县6所，休宁5所，婺源7所，祁门1所，黟县3所，绩溪2所。在这些行祠中，歙县“衮绣乡棠樾龙山，以宋孝子鲍寿孙父子遇寇于此，有感神应得脱。景定四年鲍氏因请立庙”。休宁万安山忠烈庙“弘治十二年庙毁，知县翟敬命里人张用伦等处置，助僧惠端重建。”绩溪行祠“国朝弘治初里人胡永安捐赀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汪王庙还是忠烈行祠与宗族祠堂是有差别的。陈志病的《五石脂》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著，支祠以数千计。”这些数千的祠堂散布于汪氏聚居的村落。祠堂具有排他性，只归一姓一族所有，其构建也是排外的，不可能由外姓斥资建置。而上揭各县乡的汪王庙或行祠则是汪氏与他姓共有的。 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忠烈行祠一样，都是具有地缘、血缘的双重属性。然而，在抗战前夕的1935、1936年，《续编·宗盟》清晰地告诉我们，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血缘性占了主导地位，具备了宗族组织的性质。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注：参见拙著：《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颍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汪华是汪侯44代后裔。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谓也。”（注：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明刻本。）。前揭《五石脂》指出徽州大姓“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续编·宗人录·汪学沅条》也说：“自七十六世煦公由徽迁浙省闻堰镇。该镇有汪氏宗族，全镇大多汪姓。”可见汪氏迁居江浙各地市镇者甚众，并十分重视宗族关系。明清时期徽人宗族的凝聚力，对形成强大的商帮，使徽商执商界牛耳数百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移居浙江的汪氏中，商业繁华的大都会杭州是其主要的方向（注：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指出，江浙市镇与苏州、杭州等大都会是汪氏迁徙的重要方向。参见《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易惠莉译，唐力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