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3-0079-11 一、漫画与史 图像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界新兴的研究趋向之一。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均是人们赖以表达、交流和获取资讯的重要媒介。在历史研究中,图像作为“史料”之一种,当无疑义。中国古代早有“左图右史”之说,说明“图”与“史”本即密不可分。 漫画是图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漫画能否入史,尚有探讨之余地。一方面,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门类,其自身之“史”的演变,自有研究之必要;另一方面,漫画又毕竟不同于摄影图像。漫画不是客观实物的“写真”,而是具有主观、随意和艺术夸张的成分。以此言之,漫画似乎很难作为一种表达过去事实真相的“史料”运用于历史研究。 然而,漫画作为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其中必然要表达一定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漫画图像本身虽然缺乏“真实”,但我们仍能从其图像中发掘出当时世事变迁的信息,亦即透过漫画所虚拟的图像,窥视其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某些真实存在。漫画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涵,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当时报刊“时评”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涵。陈寅恪论中国史学中的“史论”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1](p.248)考察—个时期漫画作者的表达,亦可以探索其所处“时代之环境背景”以及当时人关注之所在。 再从漫画的社会传播而言,当它被社会大众观览时,必然在大众心中产生某种社会意义和影响,使读者在会心莞尔之间,达到或娱乐或教化的目的。尤其在救亡与启蒙交迫的近代中国,漫画更多地被用作唤起民众、激扬人心的宣传工具,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正是在北伐时期,已有人将漫画的宣传教化功能比拟为报纸的社论,认为“一幅到劲的讽刺画,比较上海流行的、一百二十字模样的、无论何时都可以发表的时评,能使读者奋兴得多”[2]。抗战时期,著名漫画家丰子恺认为漫画的宣传效率远在文字之上,标榜“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甚至有“百篇文章不如一篇漫画”之说[3]。将漫画与报纸社论(“时评”)相比拟,确有其相通之处。漫画之于摄影照片,有如报纸社论之于新闻报道。漫画与社论均带有作者较强的主观倾向。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因报纸社论的主观色彩而将其排除在“史料”之外。漫画的史料价值亦然。 北伐不只是一场战争。它同时也是一场涵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北伐”的研究,已由过去侧重于“北伐战争”的研究,逐渐扩大为对整个“北伐时期”的研究。 对北伐时期漫画的研究,学术界以往甚少关注(注: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有专章叙述“二十年代的漫画”,但很不全面,其视角亦侧重漫画艺术史的演变。)。一般认为,漫画在中国大城市的开始流行,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所谓“流行”,本是一个很难量化把握的词。也可以说,在北伐时期,漫画已相当流行。不仅国共两党及国民革命军广泛运用漫画作为动员和唤起民众的宣传工具,北洋军阀方面亦运用漫画进行反宣传。在南北两大阵营之外,各类时事漫画亦随处可见。当时人甚至慨叹“今者讽刺画家多于过江之鲫”[2]。 北伐时期的漫画界,约略可分为三大阵营:一是南方国共合作下的北伐主体一方;二是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北伐客体一方;三是置身南北交锋之外的漫画界。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勾勒北伐时期中国漫画界三大阵营的基本态势,二是通过漫画来折射和透视北伐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形,尝试将漫画作为“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 二、北伐主体方面的漫画宣传 今人眼中的漫画,多注重其娱乐消遣的趣味性和涵情养性的艺术性。但在近代中国,漫画的最大功能主要表现在教化宣传方面。近代漫画在中国的兴起,自始即与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以漫画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最早见于20世纪初年。在辛亥革命、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漫画均曾被用来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注:参见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二章(清末民初的漫画)和第三章(五四运动时期的漫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但大规模且有组织地运用漫画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则始于北伐时期。 国民党1924年改组后,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精英型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动员型政党。国民党的这一转变,与联俄容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一再提示孙中山不要迷恋单纯军事斗争,而应注重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告诉国民党,“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4](p.340)。在1924年以前,孙中山在言论上虽亦提及宣传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性,但多未付诸实际行动。改组以前,国民党甚至没有向全国民众公开发表过宣言。改组之后,孙中山才真正开始重视和动员“人民之心力”。尤其是在中共的协力下,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才步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