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pp.508～509)。因此，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年轻的共产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以培养军政干部为目标的黄埔军校，正是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创办的。本文拟就军校前六期师生与国共两党建军的问题作些探讨，以展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及人民解放军的密切关系，和黄埔将校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篮 创办黄埔军校工作，几乎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同步实现的。1924年初，首次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苏联政府在物质人力方面的支持资助，一所拥有九百余人的新式陆军军官学校[2](p.182)，于6月16日在广州东郊的长洲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它是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过首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曾指出：“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3]毛泽东则认为：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是国共合作的军校”[1](p.520)。 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对军校的领导，亲自过问军校的大政方针和组织人事。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并于5月2日委派蒋介石为校长，9日又加派廖仲恺任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他在军校成立的重要演说中强调：“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4](p.917)从而确定了以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的任务和救国救民的宗旨。其二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度，走政治办校之路，实行党指挥枪，切实将新式军校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代表对军校的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从而保证了党的主义、方针、政策得以在军校贯彻落实，防止军校成为个人专横的工具。与党代表制相配合，军校还设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与训练，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新组建的军校教导团也自团至连均派有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需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5](p.85)。这对黄埔办校与建军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其三是坚持以“主义”办校，在军校内认真贯彻落实联俄、联共政策，充分调动国共两党的办校积极性。孙中山热情欢迎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入校工作，希望顾问们能把苏俄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6](P.40)。他同意中共派优秀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并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从而保证了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 廖仲恺为办好黄埔军校建树了不朽功勋。他不仅为军校筹备出了大力，而且还在军校成立后尽忠职守，贡献尤多：一是提出各地应严格考选黄埔学员，注重生员的政治素质，把好招生质量关。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要求各代表返省后协助军校招生时，“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7]。二是抓好政治教育与引导。廖仲恺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经常到校勉励师生们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努力为主义奋斗”[8](p.6,3)。他特别注意引导军校内之国民党人搞好同中共党员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密切合作关系，以便一道抓好军校之政教军训等项工作。三是管好经费等后勤保障工作。在当时政府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不少是廖仲恺“辛苦筹来的”[9](pp.50～51)。从军校筹办到党军正式建立，廖仲恺“实综其成”[10](p.2)。 蒋介石为办好黄埔军校也出了力。毛思诚在蒋氏年谱中称：“公自受任校事，巨细躬亲，千端万绪，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各小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多条，多则百余条，以资按次施行。共荩劳可想而知。”[2](p.180)这话虽不免有过誉之处，但蒋办事一向认真和有条不紊也是事实。他平时从严把好军事训练关，要求学员的“立正、举枪、托枪等动作”，应表现出“军人的精神”，做到“静肃整齐、平直敏捷”[2](pp.184～185)。他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这都说明蒋对军校工作曾一度较为尽心尽职。 中国共产党曾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首先，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协助军校作好招生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第一期招生时，何叔衡和毛泽东分别在长沙、上海主持过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曾两次通告各地党团组织对招生事“万勿忽视”，应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6](pp.70,79)。其次，中共中央派了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则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季方曾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过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他们为军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使军校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了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