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4)04-0139-04 一、“四清”运动发生原因 “四清”运动的发动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可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重新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具备了党的纲领性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反修防修、粉碎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一种斗争方式被提了出来。 在中共党内指导思想走向“左”倾时，国内外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出现激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冲突和海峡两岸关系紧张。 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苏两国关系很密切。随着两国交往增多，苏联的大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由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公开论战，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从1960年8月起，苏联政府即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冲突，“截止到1969年3月，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数百起之多”，[1]造成中国边界紧张。 中苏论战和中苏边界紧张，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从1957年起，他开始强调反对修正主义。1960年，他又得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中苏论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国政治在指导思想上日益“左”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使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同时，中印之间也出现了边界之争。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全部没有正式划定过，两国时有摩擦。1959年8月，印度军队对中国驻军开火挑衅，造成中印边界上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又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度军队。中印边界问题的冲突，加重了中共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不仅继续武力占据台湾，而且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对我国构成威胁，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同时，全面扶植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台湾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威胁长期使中国处于备战状态，加剧了中共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一直准备反攻大陆。他利用中苏分裂和大陆遭受自然灾害的“有利时机”，加紧备战，造成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63年，中苏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越南战场上，中美两国间接对抗有升级的趋势。蒋介石再次重复“反攻大陆”的论调，海峡两岸关系也再度紧张。1962～1965年，台湾连续派遣武装特务从沿海登陆，或者空投到大陆内地，企图破坏。[2]国民党当局还不断从海上和空中袭击和干扰大陆。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对中共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20世纪60年代前后，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日趋紧张，引起中共决策者的深深忧虑。在毛泽东看来，紧张的国际环境反映出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他从国际角度观察国内问题，把调整中出现的分歧很自然地认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党中央决定开展“四清”运动。 二、“四清”运动的过程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社队存在工分、账目、财务、仓库不清的现象，干部中有些人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开始着手社教运动。不过，大部分省份是纠正“包产到户”，落实“农业六十条”，即仍然处于经济调整范围内，还没有着力于阶级斗争。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强调开展社教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并说：“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3]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他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以此为指导，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对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4] 杭州会议后，按照“前十条”的要求，各地立即在一批社队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也进一步展开。在试点中，普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经济退赔普遍偏严，严重夸大了敌情。 为了解决各地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于11月14日下发。“后十条”和“前十条”是相衔接的，在指导思想上，“后十条”同样强调阶级斗争，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5] 从1963年冬天开始，“四清”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各级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这一段运动的特点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搞运动，工作队起参谋作用，主要打击对象是地富反坏分子。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存在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各地不断出现自杀事件。各地党委向中央的报告普遍夸大敌情，因此，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加严重。 1964年5、6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左”的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此后，整个运动明显向“左”转向。1964年8月，在刘少奇的主张下，各县和省委工作队到地委，集中工作队员搞一个县。一个县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实行“大兵团作战”，目的是打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