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大以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研究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湘波(1965-),男,湖南沅陵人,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从事政治学、中国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湖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2; 刘冰清(1968-)女,湖南沅陵人,怀化学院经管系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怀化学院 经管系,湖南 怀化 418008

原文出处:
怀化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共党政关系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学者们围绕着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错误倾向、党政分开的理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颇为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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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4)01-0008-05

      一、研究概况

      对中共党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特别是伴随着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发表而兴起并不断深入的。从1980年10月到党的十三大前,发表的关于中共党政关系的文章大约有26篇,但几乎没有涉及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的内容。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共党政关系研究的热潮。1989年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冷落下来。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之多,研究范围之广,研究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党的十三大以前的情况。以十五大为界,可以把这个时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五大。由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研究当代党政关系制度不能不考察其源流,所以直接研究这个方面问题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专著有马守良写的《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和改革趋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永祥著的《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文章和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分别系统全面阐述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成因、宏观把握、错误倾向、历史经验和井冈山的党政分工、党军关系等。这些论著的明显特点是重点突出,史论结合,观点明确,理论性强,为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其缺陷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是:有的文章是先定结论,然后去寻找证据。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五大至今。由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使党政关系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所以,关于党政关系和法治相互关系的研究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新趋向。直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认文有10篇左右,主要著作有二本:舒龙、凌步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和王邦佐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这些论著主要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党政关系,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和“三三制”政权中的党政关系,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党政体制及其影响,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党组及其作用,党政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共处理企业党政关系的历史等。这些论著克服了前一阶段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其主要特征是:立意新颖,科学性理论性逻辑性很强,注意从动态把握党政关系,从而把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若干问题的研究现状及争鸣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按照中共党史分期的方法,学者们把其划分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三阶段。[1]有的学者还按照党政军关系的特点,把我国高度集权体制形成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27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78年。[2]

      (一)关于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内部党政关系的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单独创建和掌握政权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有如何处理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思想和实践,这是学术界普遍的看法。但是,在处理党政关系时有哪几种错误倾向,是“以党代政”占统治地位,还是“以政代党”占统治地位,以党代政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我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主张和思想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关于在党政关系上的错误倾向。魏新生认为,实际生活中就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但党一开始就对它采取了批评的、否定的态度。[1]

      王勤专门对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根据地内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使我党认识到党政分工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问题。[3]

      除了“以党代政”这种错误倾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错误倾向呢?艾立华、刘云龙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各级党政关系中,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以党代政倾向和以苏维埃代党的两种错误倾向,我党克服了“以党代政”,又克服了“以政代党”,从而既充分发挥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又坚持了党对苏维埃的领导。[4]

      上述三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战争年代,党和军要比政重要。据张国焘回忆,有些红军将领受旧观念作祟,恃功而骄,“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5](P67)同时,从毛泽东在中央位置的变化也说明党军比政府重要。“毛泽东在党和军事方面的主要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并且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中最后结束。28个布尔什维克留给毛泽东的工作是担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苏维埃主席本来是国家元首,却成了犯“错误”的人被贬谪之处。从这件事说明,以党代政的倾向不可能得到克服。

      艾、刘二人也没有指出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哪个是主要的错误倾向;没有指出中央在反对这两种倾向问题时思想上有无相矛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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