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018-08 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婚姻遭到了猛烈撞击。一部分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婚姻的弊端无法忍受，在他们的宣传与倡导下，传统婚姻的缔结方式有所松动，开始了有史以来较大程度的变革。但是，传统婚姻风俗毕竟根深蒂固，变革所能涉及的地域与人群极其有限，仅局限于部分城镇中的开明家庭。极为向往新式婚姻的知识群体，往往由于出身于传统社会与家庭，幼年已经由父母做主缔结了传统婚姻。接受新式价值观念之后，他们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苦痛之中。近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使这一遭受感情煎熬的群体骤然大增，学生就是其突出代表。在近代学生群体中，文化教育与传统婚姻的冲突相当普遍，婚姻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扰着这一群体的大部。在结婚不能自主的社会，离婚也是困难重重，而且后者即便能够实现，他们也因为抛弃发妻而背负上见异思迁、背信忘义的骂名，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遭到家族与社会的孤立。无可奈何之下，忍受煎熬、得过且过者有之，背井离乡、停妻再娶者有之。在学生群体的婚姻矛盾中，不但牺牲了一批旧式的传统妇女，学生自身也成为传统婚姻的受害者。这一问题在转型时期的近代社会具有相当普遍性，任何一方的升迁高就都将打破夫妻原有的平衡，而他们的婚姻则有可能因此而出现裂缝。对于知识群体对传统婚姻变革的推动，史学界曾有大量论述，但具体到他们自身的婚姻冲突，则鲜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系统展现当时学生婚姻问题中的矛盾，来丰富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由于近代女子教育的落后，不但学生中女子甚少，而且她们几乎都在婚后停止学业，退缩至个人家庭。因此本文的探讨对象——学生，指的主要是求学的男子。 一 方式不同，婚姻缔结的目的也有所区别。严格奉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之所以不顾个人意愿、采取繁杂手续，除了遵循固有风俗之外，主要是为了家族联姻和婚姻稳固。以仿效西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式婚姻，在其标新立异、追求时尚的背后，强调的是婚姻自主、家庭幸福。学生是血气方刚、渴求新知的一代，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冲出旧有藩篱，尤其在关系他们终身幸福的婚姻问题上，更有着对新式婚姻的强烈渴望，因而成为新式婚姻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与实践者。但是，由中国近代的婚姻风俗与教育状况所决定，绝大多数学生很难将其梦想付诸实践。他们或者在洞晓自主婚姻之前已被缔结姻缘，或者因为父母思想守旧而不能左右自己的婚姻，或者由于男女教育失衡而难以觅寻到合适的伴侣。总之，不管其婚姻生活未曾开始还是刚刚进入，已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满与厌倦。 直至民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流行的仍是旧式的婚姻，“由父母主婚，无恋爱自由之余地”[1]（西南卷上，p26）。而稍具文明色彩的新式婚姻虽经提倡，“但于城偶一见之，乡僻之区仍罕觏也”[1]（华北卷，p57)。当时新式婚姻的“新”，指的主要是婚礼的仪式，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婚恋自由。四川长寿县志有云：“新式婚礼传自西人，称为‘文明结婚’。本地亦间有仿行者，不过于成婚日略采仪式。惟西人之婚姻，重在男女自择，而加以明信之约誓，俾免后悔，用意亦各有在，乡俗多不知之。”[1]（西南卷上，p26）河南淮阳县志也谈到，“近日亦间有用文明结婚之式，然虽礼数稍殊，而一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固率履不越也”。[1]（中南卷上，p144）然而，即使这样的新式婚姻，也只能偶尔实行于风俗开化地区的思想开通之人，其中接触过先进文化的学界人士占有相当比例。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地县志中都有广泛记载。在四川武阳，“此种文明结婚当时仅机关公务人员及教育界人士举行，人数极少”。[1]（西南卷上，p77）在河南安阳，“近年城中间有行文明结婚礼者，均崭新学界中人为之，乡间依然，率由旧章也”。[1]（中南卷上，p100）而在吉林农安，“现在文明日启，婚制亦颇改良，城镇士绅及学界多有采取最新文明结婚仪式者，然乡间则犹沿旧习也”。[1]（东北卷，p278） 正在求学的学生自然属于学界的一部分，他们对新式婚姻十分迷恋。在风气闭塞的广大地区，学生率先实施新式婚姻，起着倡风俗之先的作用。在河北南皮，“近年欧学东渐，游学士女间有文明结婚者，普通人家则仍沿旧礼”。[1]（华北卷，p403）而在川省南川，文明结婚“惟学生喜行之。惟学生旅外自娶，始能完全行之；至在本地间有仿者，不过于成婚日略采仪式，未经习惯，老辈旧俗多不悦之；乡闾间则概未之见”。[1]（西南卷上，p254）然而，能够如愿以偿的学生毕竟只是少数。由上述两地风俗可以看出，虽然有一些学生得以实施新式婚姻，但由于风俗的阻挠以及老辈的反对，大多数学生仍然被羁绊于传统婚姻之中。尤其是那些出身于风俗浓郁的乡村中的学生，更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 处于求学阶段的学生经济上尚不能自立，自然无法操纵自己的婚姻。而传统风俗中的婚龄又与学制存在矛盾，为了不耽误婚期，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在求学阶段由其家庭缔结婚姻。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婚姻的安排，都发生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在各地风俗中，婚姻的缔结并不取决于结婚，而开始于订婚，订婚后无故退婚往往为社会所不允。在河南淮阳，“婚姻既经这么规定之后，唯有等着举行结婚，中间无论发生何种变化，绝无变动可能”。[1]（中南卷上，p147）在河北武安，“订婚手续极为简略，既不换男女庚贴，复无事禽妆雁币，只凭一纸婚贴，即订百年姻好；甚至沧桑世变，而鸡犬相随，以鸭终伴，绝无悔婚之举”。[1]（华北卷，p462）订婚的年龄各地不同，“自襁褓以至及婚年龄不等”[1]（中南卷上，p123），但普通都在十五六岁以前。民国年间有人对贵州定番362个家庭进行了调查，订婚年龄在1～5岁之间者为22.37%，6～10岁之间者为20.44%，11～15岁之间者为16.27%，三者合计为59.08%。调查者得出结论：“以年在十六岁以前订婚者为最多。”[1]（西南卷下，p665）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的《亲属篇》规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得订定婚约”，“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不得结婚。”但同时规定，未成年男女（满20为成年)[2]（第一册，p37）订定婚约或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2]（第一册，p78、p79）法律往往是对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所做的约束与制裁，民法中做出订婚年龄男17岁、女15岁的规定，恰好表明当时社会中的订婚年龄经常不及此数。将未成年男女订婚结婚权力操诸于父母，无异于承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的法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