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095-09 公用事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城市市政建设的问题，而且关系市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工商都市——上海，水电煤等公用事业，最初就出现在公共场所和生活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生产领域，它极大方便了城市民众生活，从不同层面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所谓近代化，就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具体而言，非西方的后进国家如何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公用事业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和外侨为了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引进母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上海英法租界办起煤气、电力和自来水厂，创建照明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这不仅在中国来说是最先进的，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照明和供水系统的建设，极大提高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程度（注：关于近代上海水电煤等城市公用事业的研究，主要参考著作有：蔡君时主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社会、民国社会卷）、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经济篇），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等，这些论著虽然梳理了上海公用事业的历史发展概况，但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仍很薄弱，尤其缺乏公用事业与城市近代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本文就近代上海城市水电煤等公用事业的创建过程，以及华洋双方之间的心态与举措，作一初步论述，以此观照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演进过程及其特点。 一、刺激、抵制与认同 据史料记载，未开埠以前上海的照明情形，多为“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1](p343～344)。室外照明则多用灯笼，外糊皮纸，内燃蜡烛，光亮度极低。一到夜晚，全城“几同黑暗世界”，居民早早歇息，几乎还是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租界开辟后，租界侨民开始使用煤油灯。但要作为城市照明之用，煤油灯虽然亮度在油盏灯之上，却根本无法适应都市生活的需要。当时居住在租界的外侨和路过上海的外国人，因此深感在上海生活的不便，由于19世纪初欧美先进国家已经开始使用煤气照明，于是他们纷纷建议引进此项技术，在上海生产和供应煤气，用于生活照明和工业需要。因此煤气在上海是首先作为照明能源使用的。 1865年12月18日，外侨在南京路（从河南路到外滩段）点亮煤气灯，这是上海使用煤气路灯的开端。当“地火”或“自来火”（煤气通过地下管线输出，上海人称之为“地火”或“自来火”）在夜晚大放光明的时候，租界地区显得异常明亮美丽，南京路的繁华景象初现。时人记载初见煤气照明的情形道：“树竿置灯所以照道，皆自来火，由地道出，光焰绝明，彻夜不灭。”“铁管遍埋，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2](p9)上海有不夜城之称，就源于此。当时初到上海的著名文人王韬，也对此“技巧”赞叹不已：“西人于衢市中设立灯火，远近疏密相间。其灯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后则易之以煤气，更为皎彻。……至晚燃之，照耀如昼。……其人工之巧，几乎不可思议矣。”[3](p125) 电灯代替煤气灯后，上海人的惊讶更甚。当上海夜幕下，第一次有洋人安装的16盏电灯（弧光灯），在租界南京路大放光明时，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也不知如何称呼，有称为“赛明月”者。以后电灯更是“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相比之下，上海人感到“城内（指南市旧城厢）之天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2](p106) 自来水也是都市生活之必需，关系到市民生活的质量和身体健康。上海的自来水供应同样是在英租界首先采用的。上海开埠前，并无自来水供应，居民用水多取自河水或井水，租界开辟的初期，当时无论是河浜水沟还是黄浦江、苏州河，在沪外侨都认为水质不洁，有害健康，“黄沙污泥，人口每有咸秽之味”，“腥秽异常，易致疾病”[2](p9)，有些洋行就自行在租界内开凿深井，供职员使用。随着租界外侨的不断增加，饮水问题日趋严重，1883年英租界自来水公司开始供应自来水，不仅饮用方便，而且有益卫生。除供租界外侨饮用外，街头的自来水还可用于扑火，为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份保障，与华界居民“污秽不堪”的用水不可同日而语。 近代公用事业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租界当局和外侨为了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引进母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上海英法租界办起煤气、电力和自来水厂，创建照明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这不仅在中国来说是最先进的，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相比之下，华界的落后未免太过悬殊，简直有天壤之别。可以说，近代化的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引进上海租界后，上海人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并最终走向认同。 城市照明与供水系统在租界的引进和使用，给上海人造成的刺激，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公用事业巨大的功效，对城市市政建设的有力促进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城市居民生活的直接影响，以及上海人具有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成为上海人师夷追夷的强大动力。李平书就这样描述他的感受：“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乎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振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4](p268)不少人希望“如租界之法以治之”，以求“勿贻西人之笑，乃为幸事”[5]。 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下，上海华界地区以租界的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建设为样板，开始了自己的市政近代化进程，以引进技术来改变其相形见绌的局面。但初始阶段并不顺利，新科学技术的最初出现，在令人惊异的同时，一部分人往往伴随着无可名状的恐惧感。有些华人对自来水的质量有疑虑，甚至认为水中有毒质，因而“华人用者甚鲜”；对煤气和电灯照明的认识更是肤浅可笑，什么煤气烫脚，电灯点烟，种种行为“可为发噱”[6](p16)。总之，当时许多华人居民的心里是视其为“西人的奇技淫巧”，并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去衡量西方生活方式。上海地方政府也曾一度禁止租界华人居民接用水电煤[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