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2-0032-07 1929年，有人在《社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惊叹天津的贫民人数之多：“触目惊心的本市贫民人数——35万7千多。”[1]根据1928年的统计，天津市城乡（包括5个区、3个特别区、5国租界及郊区）人口总数为154万多，而贫民人数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20%。如果只计算市区，贫民人口所占比例也高达10%，1930年的统计更上升到16%。 天津是当时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贫民人口竟然如此之多，以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此庞大的贫民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它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一 一般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农民“离乡”趋向的结果。 天津是近代兴起的城市，1846-1906年40年间，城市人口由19.87万增加到42.45万，增长了2.1倍；而1906-1928年22年间，人口从42.45万增长到112.24万，增长了2.6倍，成为华北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2](P287)这后22年间，既是天津城市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华北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发生的时期。尤其是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使得大量农民逃离家乡流入城市。自然灾害成为农民离乡、进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自18世纪中期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20世纪上半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华北地区一直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区，特别是水灾和旱灾。而且，越到晚近，灾害发生的频度越密，强度越大。统计表明，19世纪全国发生的水灾有1/3以上是在华北的大河流域，尤其是海河流域。尽管旱灾发生的频度不如水灾高，但是灾害波及的区域范围和持续的时间往往高于水灾，对乡村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为深重。 清末民初，华北发生的重大水旱灾害主要有1877-1878年的旱灾、1917年的大水灾和1920-1921年的旱灾，其影响都是全域性的。其中，1917年的大水灾，主要灾区直隶省一共有101个县不同程度受灾，被灾人口有561万。（见表1）大量农民逃离家园，许多是合家外出逃荒，如文安县大约有30%的人口逃离家乡。[3] 表1 1917年水灾直隶各县灾情统计 类别 县份 被灾村数被灾人口 重灾40 11843 3703577 轻灾615803 1908182 总计 101 17646 5611759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3),P3392～3396，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920-1921年的大旱灾波及五省。据地方政府和救灾组织呈报的统计，共有325个县遭灾，相当一部分灾区农业收成仅为一二成，甚至“粒米未收”。灾民人数大约为3000万[4](P138～141)，死亡人数为50万。[5]由于此次旱灾与1917年的水灾相距只有三年，许多灾区连续遭灾，农民少有喘息之机，只有逃离一途。如直隶新河县在1917年的水灾中耗尽了民间的储备，当1920年的大旱灾到来时，大批灾民已经无力自救，只有举家外逃。（民国《新河县志》，卷4） 关于近代农民“离乡”的原因，近时论著已多有研究。大量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调查都表明，迫使大量农民离开祖辈居住的农村，迁徙到城市，流落到异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在这里，我们主要不是讨论农民离乡的原因，而是想说明遭灾后的农民是如何应对的。 每当灾害发生后，灾民选择避难之地，首先取决于灾荒的性质和大小。对付一般的灾害，灾民只要能躲过，不会逃离家乡太远，以待灾后返乡重整家园。但是，如遇到严重的水旱灾害，灾区范围大，灾害周期长，对生命的威胁大，所以只要有可能，灾民便会远远地逃离灾区。另外，灾害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政府赈灾的方式和力度，即动用多大的资源，由哪一级政府实施赈济。这两个因素便决定了灾民逃难的行为模式：大难避于城，小难避于乡；小灾避县，大灾逃省。1883年黄河泛滥，山东全省性水灾，灾民大约有75万，逃入省城济南的灾民就有10余万，“或在山岗搭棚栖止，或露宿附近关厢，归耕无期，日日待哺”[6](P448)。 决定灾民逃荒方式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交通。一场自然灾害造成饥荒的严重与否以及对灾民的威胁程度，除了取决于灾害的大小，还取决于政府的救济能力、地方或民间粮食的储备以及交通状况等因素。1877-1878年发生在华北的旱灾，政府赈灾措施不力，灾区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万，通讯和运输系统的落后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注：当时，各地调集的救灾粮食集中在天津，堆满了码头和仓库，却因通往内地交通的制约而无法及时运往灾区。相关研究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P271～272，三联书店，2000。）政府运送救灾物资尚且不能，更不必说会有多少灾民能够逃离交通如此艰难、封闭的灾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