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3-0065-0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基层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除了中国传统的豪绅（民国以前的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外，中央政权也不断向地方渗透。这样就形成了地方政府（以下简称“政方”）、国民党各级党部（以下简称“党方”）与传统豪绅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原因，其在地方上实行党政分离的政策，因而双方在地方基层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对于民国时期的地方基层控制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民国时期地方党政双方在地方上的矛盾与争夺，史学研究者近年来给予了愈来愈多的重视（注：这一时期取得的主要成果有钟声、唐森树：《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2期；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以及黄坚立先生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重庆抗战时期的地方政府人员》（此文现未公开发表）等。）。他们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双方在地方上的关系以及对国民党地方对中央政治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基层政治势力的关系时，处于研究的需要大多倾向于把党政双方一体化，把整个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权）与传统的豪绅势力看作是矛盾的双方，把他们之间的争夺看作是中央政权向地方政治的渗透与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渗透的斗争，借以研究民国时期各政治势力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注：例如（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样就把地方错综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民国时期地方基层政治争夺的各种矛盾，同时也不能反映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革新国民党，扩张国民党的下层力量，充实抗战力量，特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三青团。浙江三青团于1939年筹备成立，以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浙江推行的“新县制”与“地方自治”为突破口，不断对地方基层政治进行渗透与控制，很快就在地方基层形成一大政治势力，三青团对浙江地方政治的参与打破了浙江原有的党政绅之间势力相对均衡的局面，从而使浙江各地方政治势力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拟以浙江三青团参与浙江“新县制”与“地方自治”为出发点，以三青团参与地方政治的控制所引发的浙江地方党政团绅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为主要内容，来探讨民国时期地方政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借以反映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复杂性。 一 三青团与浙江的新县制、“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在全国实行“以党治国”，但中央和地方有所不同：在中央国民政府实行“以党统政”，中国国民党处于政权的核心，处于国家的领导地位。但在地方上由于种种原因却被迫实行“党政合作”，党部与政府互不统属，名义上互相配合，相互协商，但实际上却勾心斗角，矛盾极深，影响了国民政府地方的行政效率，对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也带来极大的障碍。对此蒋介石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对国民党党政要员讲过：“我们中国政治上的缺点……就纵的方面，中央与地方亦相互分割，不成一体，大家都各自为政，这是我们一切事业不能发展，国家不能臻于富强最主要的一个病根。”[1](p446)同时由于历史等原因，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缺乏足够的控制力，“过去党部，仅集中人才与中央及省两级，对于县及乡镇均不注意，以致地方自治停滞不进，建设事业不能确立基础”[2](p344)。这样就导致了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权控制在大大小小的地主豪绅以及各级党棍手里。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3]。国民政府在地方上这种松散的控制，使之在地方上无所作为，反映了战前国民党统治在地方上的脆弱性，“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地方事务上得不到自身基层组织的有力支撑，因而也就缺乏坚实的统治基础”[4]。 抗战形势的发展，战时动员的需要，国民政府迫切需要把乡村基层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打击地方豪绅的势力，“基层组织健全的时代国家就强盛，基层组织败坏的时代国家就衰弱……现在我国在这抗战严重的阶段中颁布了新县制纲要，来健全我们的政治基层组织，就是接受了政治上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的宝贵教训”[5](p2)。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地方政治实行调整，1939年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对基层党政关系进行调整。蒋介石并于同年6月16日做了《确立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话，实行所谓的战时“新县制”。新县制的要点就在于确定县为“法人”地位，并充实基层组织，扩大县以下机构的权力。其实质在于“不放弃推行‘自治’之名，又要将以前的改动加以正式的确定，即将加强控制与‘自治’结合起来”[6](p6)。由于新县制的重点是对于地方（县级以下）基层政权的控制，加之国民党基层的政治控制异常虚弱，国民党各级党部都不愿深入农村基层，这样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来统一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和控制，以加强战时动员，巩固其统治。这一背景，给三青团参与基层政权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使浙江三青团成为推行新县制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