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解决时局之纠纷，为国民会议的举行做好准备。然而，善后会议刚结束，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爆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五卅事件与五卅运动的研究，多将视线投射于学生、工人、商人及党派身上，强调这些力量对运动的发起及推动作用，对执政府在五卅运动的角色及表现则比较忽略。（注：主要的相关研究有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萧超然等编著《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62页；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达嘉：《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阎平：《“五卅”运动和中共“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小杉修二：《五三○运动の—考察》，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74;Thomas Creammer,Hsueh-yün:Shanghai's Students and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Master thesis,Uni.of Virginia,1975;Hung-Ting Ku,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n Studies,vol.13,no.2,1979;Nicholaa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既有的看法也多认为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态度软弱，迫于民意而与列强进行交涉，但不能坚持，后来则镇压群众运动。（注：李光一：《段祺瑞“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卖国外交》，《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172-173、205页；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8-157页。）此种观点失于片面，对执政府办理沪案交涉及其与五卅运动展开之关联过程没有清楚的阐析，并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如里格比(Richard W.Rigby)曾探讨执政府与外交团的沪案交涉过程，指出执政府希望通过运动所提供的机会加强其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地位。（注：Richard W.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pp.85-97.）丁应求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五卅上海谈判及对日交涉等问题，对执政府在交涉中的强硬风格颇有褒词。（注：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122-178页。）施乐伯和于子桥合撰论文亦曾对执政府支持学生的行为有所论述。（注：施乐伯(Robert A.Scalapino)、于子桥：《“五卅事件”再探》，《“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英文部分第58页。）李健民、杨永明等人的论文对五卅时期执政府与民众运动关系稍有提及，杨指出段祺瑞“欲借外交而争取群众、借群众之力以为己助”之事实。（注：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182页；杨永明：《五卅运动时期的外交与内政》，《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但由于史料的局限，（注：里格比与丁应求的研究因时间较早，故均未利用中文档案，尤其是执政府外交部档案。这些档案先后披露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共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以下简称《排日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或论著主旨的限定，上述学者对执政府在五卅一役中的表现仍无充分阐释，尤其对执政府与运动的成因、发展及收束方面的关联性，基本上未提及。执政府主导的沪案交涉与群众运动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动因，论者更未注意到。林霨(Arthur Waldron)曾论及直奉战争与五卅运动的关联性，认为上海及其他各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生是由战后秩序失控所导致，将五卅运动仅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是不够的，但他并未注意到战后上台的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注：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41-262.林氏在此书中虽然指出了将“民族主义”作为五卅运动形成之分析概念的缺陷，但是由于过分强调1924年直奉战争的后果而对战后秩序失控的程度有所夸大，也没有将“五卅事件“之成因与此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成因作必要的区分。对于前者而言，固然与江浙战争后上海政治社会秩序的失控有关，但对于后者而言，却主要是当时各方势力尤其是执政府有意运用的结果。关于林霨此书介绍，可见马敏《林霨著〈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