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运动，是发生在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对此作了不少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也出版了若于值得重视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以往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历史迷雾逐渐得到廓清，学术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然而，毋庸讳言，学者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发动全党整风运动？是否一开始就是“阴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从整风转向“反右”，原因究竟何在？“反右”斗争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再作一点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本文是笔者系统研究的第一篇，旨在首先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作一集中探讨。 （一） 近几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的设想，最初起源于对1956年在苏联的部分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件的“反思”。通过“反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吸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在党内党外“扩大民主”，并学会以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从而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民主新路”来。因此，1957年的整风运动实际上便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扩大民主”所作的一种“尝试”，一种“试验”。 众所周知，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面揭露、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此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于当年下半年在东欧国家中先后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最初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注：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既认为赫鲁晓夫此举有利于各国党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思想解放，又觉得赫鲁晓夫捅了娄子，将斯大林全盘否定，会造成思想混乱。而波匈事件的发生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 不过，担心也好，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满也好，毛泽东毕竟不能无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也不能不对此进行“反思”。在最初的“反思”中，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也很多，但所有的思考若集中到一点，便是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再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苏联那一套了，必须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据胡乔木当时透露，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十分震惊。“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注：参见李慎文：《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7月增订版，第129～130页。） 毛泽东要走的新路，自然是针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涉及的内容无疑也很广。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就政治方面的问题予以研究。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讨论通过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诸如“肃反扩大化”等一些重大的错误。（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30页。）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另一篇经过毛泽东等人审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承认：“斯大林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570页。）尽管由于文章要公开发表，上述批评斯大林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话说得十分委婉，但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这方面确实犯了错误。而毛泽东在中共内部对斯大林进行批评时，话就讲得比较直率了。例如，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多次批评斯大林未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分不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不准人民群众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他说：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了两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批评有两种，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注：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记录稿。）类似的话，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讲过多次。总之，在总结斯大林和苏联犯错误的教训时，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斯大林缺乏民主作风，个人专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专政的办法对付人民等等，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诚然，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中共和他本人也犯了类似的严重错误，但也不能不感到，苏联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在中共党内也存在着缺乏民主作风的官僚主义倾向，必须对此引起重视。 正因为如此，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张。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领域实行“百家争鸣”；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甚至允许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批评共产党；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等措施来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建设；强调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等等。又如，着重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而人民内部矛盾却大量存在；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压服”，更不能用“专政”的方法来对待等等。所有这些，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扩大民主”，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民主新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