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领域。它在政治上对苏共领导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完全必要的斗争。但在理论上则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失误。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接着又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4-295页。）由于论战中双方各执一词，离开了实践标准，所以其结果不但无助于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深化，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更有甚者，这种“空话”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害，其中最大的危害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左”倾理论的形成。如果说中苏论战的酝酿是毛泽东初步提出“继续革命”理论过程的话，那么，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则是这一理论日臻系统化与模式化的过程。中苏论战在以下几个方面促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左”倾理论的发展。 一、政治战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政治战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灵魂。这个理论的形成，是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而逐步定型的。 1.中苏论战促进了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 我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转折，始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对八大主要矛盾结论的轻易改变。这一改变又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不正确判断的结果。首先，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不满意，特别是在其影响下发生波匈事件后，感到社会主义国家不抓阶级斗争问题严重。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认定“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其次，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错误结论的形成。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亚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改变了八大上提出的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姜华宣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由此可见，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也是与对国际形势的不准确判断有关的。 总之，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主要矛盾结论的外因与内因。也就是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判断的失误和经验教训总结的偏差，促进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逐步形成。必须指出，国际上的“冷战”形势和我党长期阶级斗争的“惯性”是毛泽东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2.中苏论战促进了“大过渡”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大过渡”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主要矛盾始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中苏论战推动了毛泽东“大过渡”理论的形成。 首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是鉴于南斯拉夫与苏联“修正主义”上台的教训，从“反修防修”的高度重提阶级斗争的。他说：“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也有过复辟的情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嘛，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好好掌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页。）怎么样“好好掌握”呢？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既不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更不会始终是主要矛盾，虽然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化，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趋向缓和。 其次，中苏论战把“大过渡”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1963年，我党在中苏论战的重要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大过渡”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所谓整个历史时期，就是“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并且引用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来证明。其实，“大过渡”理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列宁虽然使用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但是，他们是在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时才这么说的。1964年的“九评”更是把“大过渡”理论当作“反修防修”十五条经验的第二条提了出来。（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