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2-0007-08 八大前后，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思想上最有建树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前一方面的探索，学术界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对毛泽东的探索成果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后一方面的探索，学术界虽已注意到了，但研究则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所作的探索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探索的历史背景 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探索，不是偶然的即兴之作，而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 第一方面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是建国以后最好的几个时期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凯歌行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首先是在1949年底到1952年底这三年间，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其次是在这三年间，取得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并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整肃了党内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并打击了资产阶级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不法行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一系列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后，1952年8月，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1](P66)又说：“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1](P69)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知道，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定”，并不仅仅是就“三反”“五反”运动而言，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估计。毛泽东作这样一种估计时，他心中的成就感、自豪感可想而知。 1953年，毛泽东趁热打铁，进一步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对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一任务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虽然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即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在进行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的同时，我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的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同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国的工业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到1957年底，我国胜利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建设，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八大前后，毛泽东达到了他事业上的辉煌顶点。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心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过去我们认为，它们助长了毛泽东骄傲自满情绪的产生。但笔者通过阅读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章，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初是正面的，它们使毛泽东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八大前后，毛泽东的精神比较放松，情绪比较乐观，心态比较平和，胸襟比较开阔。因此，毛泽东当时开始着意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从哲学的角度看，如果说1957年以后毛泽东更多地是强调对立面的斗争，那么这时他强调得更多的则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一点，可从很多方面看出来，但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经常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相反，这一时期，毛泽东很少讲“阶级斗争”，他最为关注、讲得最多的，是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极为重视调动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不仅要调动积极因素，而且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尤为突出地反映出毛泽东营造宽松政治环境的用意。 其二，对政治上的异己力量，毛泽东当时也表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如对地主阶级，与后来一味把他们看作专政、批斗的对象不一样，毛泽东当时多次表示地主阶级是可以转化的，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是暂时的，等到他们加入合作社后，他们就有了选举权，“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2](P490)。毛泽东还多次表示，随着国家日益富强，地主阶级也要与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他说：“……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2](P495)对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毛泽东认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他们也不叫资产阶级了，而成为工人了。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2](P496)。 其三，在科学文化艺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195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个苏联学者，在去访问孙中山故居的途中，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并请示是否要将该学者的言论向苏共有关方面反映。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明确表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P9)这件事真实而典型地反映出了当时毛泽东对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态度和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开阔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