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4)02-0085-06 19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又一个秩序动荡的时代。迄止1940年代后期，社会动荡有增无减。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国民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以图稳定社会秩序，但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急剧激化并导致社会失控。本文拟从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结构入手，分析乡村社会失序的因素，进而思考国民政府社会控制失败的深层历史根源。 一 20世纪初，由西方传来的地方自治思想广为传播，清政府承认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本，并在乡镇实行地方自治，国民党也强调建立地方自治、树立民权是实行训政的重要举措。作为群众自治团体的保甲组织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稳定地方秩序和发展社会经济中，一度起到了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战后经济重建，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对沦陷地区的社会控制，以重建政府的权威。江苏和浙江是为国民政府提供政治、经济资源的核心地区，因而也必然成为战后国家重建政府权威的重点省份。为了便于实施社会控制，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度，着手减少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层次，在江浙部分地区实行撤区并乡，强化对保甲组织的支配力度。[1]由于这种措施局限于纯粹机构性的改革，不能使基层政权符合国家在乡村实施强势社会整合的目标。国家政权转而扩大党团网络，在各县党部以下增设国民党区分部，增建三青分团，后来还将党团合并，增加党员人数，以扩张其社会政治基础。另外还通过增加地方军事机构，扩建中统、军统组织，在县一级建立保安团，在各乡镇成立自卫队，[2]企图借助暴力威胁或暴力实施强迫人民就范。所有这些依赖强制手段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举措，随着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的解构而归于失败。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是，仅就国民政府重建保甲组织、强化农村社会控制而言，与战前保甲组织的作用相比，战后保甲制度在社会整合中已经难以恢复作用。 其一，与抗日战争以前相比，战后保甲人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按照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政令，保甲人员需符合一定标准，例如规定保长需为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曾任公务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者；曾经训练及格者；曾办地方公益事业者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其时遴选保甲人员尚有一定标准。尽管在实际执行中，不一定能严格按照规定任命合适的人选，但在江浙乡村，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近代教育起步较早，保甲人员的学历、职业、身份因此而有一个基本的限制，其中不乏热心乡里事业的精英分子。战后与战前相比，由于保甲职事繁重，征收捐税和征派壮丁尤其得罪乡邻，乡村中有地位、有知识的人，往往寻找借口逃避任职，而乡村无赖为了从中谋取私利，则觊觎保甲职位，保甲人员的身份结构随之发生转变。保甲人员的学历结构也与战前的规定相距甚远，如浙江省新昌县中北乡第十二保共有10位甲长，仅有4人为高小毕业，其他几位为初小毕业或肄业，甚至还有身为保长而目不识丁者，（注：《新昌县中北乡第十二保甲长履历表》（1946年7月），新昌县档案馆：M4-13-190。）保甲人员的整体素质随之下降。 其二，保甲组织的职能难以恢复至战前状态。按照制度的设计，保甲组织的理想职能包括：“政教合一，警卫联系；劳动服务，交通水利；复查户口，从事登记；编练壮丁，明耻教训；建仓积谷，为民防饥；禁绝烟毒，破除迷信；普及教育，保学推行；礼义廉耻，生活求新；管教养卫，工作途径。”（注：《浙江省绍兴区保长训练班证书》（1936年），新昌县档案馆：M8-5-27。）这是战前国民政府对保长们的行为要求，但保甲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保甲长所起的作用却与理想的设计相去甚远。江浙地区一些保甲人员因为忙于田间劳作，将保务置于一旁，不管不问；一些保甲人员则忙于经商，常常外出不归，使乡公所无可奈何；还有一些保甲人员纵容保民，对抗乡公所派出的公务员，致使乡公所在乡村推行其意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国家政权的控制力量往往至乡镇一级而止，难以深入农村基层社区，国家在农村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目标尚难以实现，强势社会整合的企图自然落空。 其三，保甲组织的工作人员极不稳定。从笔者所接触到的县级民国档案看，抗日战争以前，江浙保甲人员的任期大都时间较长，保甲提出辞职较为少见。40年代后期，保甲人员的任职时间普遍缩短，而且离任的原因大部分是保甲人员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如1946年，塘栖镇新履任的7位保长中，有4位任职不足一年就提出辞呈。1949年，新昌县一位保长任职不足半年也要求准予辞职。从辞呈中列举的辞职理由来看，尽管保甲人员请求辞去职务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最为普遍的借口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忙于生计，疏于保务。（注：参见塘栖镇镇长吴少士给杭县县长的呈文，余杭区档案馆：91-3-63。）这些都是诉诸于文字的辞职理由，当然，也不能排除文字表述之外的原因。如笔者在江苏省盱眙县采访的一位保长，担任保长职务仅3个月，就因为派捐任务繁重，征收困难，而自己又不愿得罪邻里而辞职。保甲人员难以稳定，保甲组织的重建自然缺乏成效。 其四，与抗战结束以前相比，保甲组织官治化倾向趋于弱化。按照30年代保甲组织初建时的设想，保甲是一个乡民自治的组织，但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1939年推行新县制后，保甲组织官治化的倾向越来越强。但在江浙农村，经过抗日战争后，官治化的趋势反而转向弱化。一方面，有能力的人们倾向于逃避担任保甲，可以随意辞去职务，保长还可以召开保民大会或甲长会议，选任新的保长或免去旧的保甲人员；另一方面，进入保甲组织的土豪劣绅往往只顾一己私利，乡镇公所对他们的约束力较之对战前保甲人员的支配能力，大为下降。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保长都难于符合乡长所代表的国家基层政权对保长的角色期待。在国家与农村趋于恶化的关系中，保长的角色表现既难以符合保民对他的角色期待，也难以符合乡长对他的角色期待，有时在国家与农村的利益矛盾中，保长所扮演的“国家代理人”与“乡村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对他提出的要求也会彼此冲突。一些保长在角色冲突中选择了逃避基层政权对他的期待，致使保甲组织无所作为。如果仔细思量保甲组织逃避乡镇公所控制的原因，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保甲制度设计中的固有缺陷。作为自治机构的保甲，其权威是源于保民自下而上的选举，这就要求保甲代表乡民的利益，而作为基层政权机构的乡镇公所，其权威却来自于县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在20-30年代国家政权处于强势地位而国家与农村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时，保甲呈现出官治化的趋势。到4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政权转向弱化而国家与乡村的冲突又转趋激烈，保甲不愿卷入政权与乡村的对立关系中，官治化程度自然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甲会倾向于代表乡民利益。前述之保甲人员对乡镇公所消极怠惰，逃避公职，其根源也在于此。可以说，保甲组织重建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就在于国家未能解决政权机构与自治组织二元分立的政治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