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内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在围绕确立新领导中心的权势竞争中，苏俄因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却不仅因其对中共和所谓“国民党左派”（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不过，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的支持和操控，同时更体现在其与近在咫尺的香港之英帝国主义的国际竞争（包括意识形态的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广东权势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仍有不少超出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地方意识就是一个时常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因素。（注：当然，国共和国民党左右派在意识形态对立基础上的斗争、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及其在华的各机构各人员之间以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之间的观念、政策和具体举措的歧异，都还有许多可探讨之处，这些方面较近的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而英俄国际竞争与广东地方意识在国民革命事业中已纠结在一起，对当时权力争夺影响甚大，本文试从两者互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一 引言：从狭义到广义的土客矛盾 1925年7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注：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贾伯涛编《蒋中正先生演说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第100页。）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但有一重要的遗漏，即回避了（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广东内部当时非常明显的土客矛盾，长期以来各种不同类型的“客籍”因素聚集于这一革命基地，造成了广东局势特殊的复杂之处。 当时广东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里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与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注：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注出版年］，第35页。）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皆各立一军。 “客军”林立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注：如1925年云南唐继尧进兵广东，便不仅想在孙中山北上后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大元帅府，同时也希望借此解决（征服或收服）在粤之滇军。说详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7。）同时这一状况也意味着广东有限地盘的进一步划分，蒋介石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注：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238、242页。） 困难的是这些“客军”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致使蒋介石早在1923年8月已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注：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来创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2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