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2-0033-07 1930年6月，西康甘孜县大金寺（又译为达结寺、达金寺等）与白利村（也译为白日寺、白茹寺等）因争夺庙产而发生纠纷，进而引起川康边防军与援助大金寺的藏军之间的武装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在这次纠纷中，康藏双方有过数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且各执一词，互相指责，经国民政府从中反复调解，康藏双方多次交涉，直至1940年才宣告结束。这场纷争持续时间长，事件纷繁复杂，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多见于一些专著中的论述。（注：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试图就南京国民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与解决措施、英印政府的态度以及这一事件对国民政府接管西藏的影响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 辛亥革命之后近20年里，康藏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冲突，这既是清末以来王权衰落、传统的边疆民族政策受到挑战，从而失去了控制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殖民者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在边疆民族地区煽动民族分裂的产物。 中国封建统治者向来奉行“重核心，轻边陲”的政策，“视边疆为戍地，是犯罪人充军的地方，边疆官吏，是内地用不着的”，[1]采用怀柔与武力征服的办法来稳定边疆，民族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一旦中国出现政局动荡，边疆少数民族或者内侵，或者宣布脱离中央政府。1929年3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接见国民政府派往西藏的“女钦差”刘曼卿时说：“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2](P118)事实的确如此，清朝的驻藏大臣前后有100多员，大多是平庸无能或失意革职之辈，到任后不是等待转回北京，就是与西藏地方官员勾结，贪污受贿。到了清末，中国传统的一元化专制政体出现了全面危机，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也乘机入侵我国的边疆地区，清王朝在边疆民族问题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9世纪末，英国在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得手后，改变了用武力征服西藏的政策，打着“不干涉”的旗号，对藏注重经济渗透，在西藏实行政治分化，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大力扶植亲英势力，企图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排除出去，使西藏变成一个受英国控制的、介于中国与英印政府之间的缓冲国。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就承认说，每当汉藏发生争执时，他总是乘机挑拨汉藏关系。[3](P36)为了抵御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入侵，清政府在西藏实行了“新政”，其措施对于维护中央在西藏的主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无论是张荫棠还是赵尔丰的“新政”都打下了大汉族主义的烙印，他们推行的“以夏变夷”政策，是强迫藏人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1910年，清政府又错误地革去了达赖的封号，达赖被迫转而亲英。后来达赖向中央政府的代表解释说：“余亲英非出本身，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4](P207)清王朝这些做法使汉藏民族间的互聚力削弱，民族隔阂加深，也为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和英印殖民者制造民族分裂提供了口实，这是导致汉藏多年来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西藏地方政府趁机驱逐汉官，击败汉军，摆脱了清朝的控制。随后藏军又大举进攻西康，被四川都督尹昌衡击退，是为第一次康藏纠纷。 民国成立后，地方割据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社会在一片混乱中无序地演进。川康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百数十县，悉为军人所分据，此疆彼界，不能统一。”[5](P428)这种政局也加剧了汉藏民族间的矛盾。达赖曾对刘曼卿说：“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驻军。”[2](P119)本文所涉及的大金寺，是西康北部甘孜县的一个黄教大寺，“因近世汉官贪污无理……该寺轻汉官而侮辱汉官”，并转而依附西藏地方，“寺内黄金如山，枪械甚备，汉官过寺，皆须下马，否则群僧争以土石击之。出关汉人，以此为戒，惟恐误干僧怒，至受奇辱。”[5](P456)汉藏民族间稍有争执，即可酿成巨大冲突。事实上，第二、三次康藏纠纷都是由小事引起的。1917年，驻内乌齐的藏兵越界割草，被西康驻军捕杀，藏兵遂大举进攻，康军丧师失地，藏军“共陷县十有二。”[6](P307)最后由英国驻宁静使馆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停”，缔结了停战协定。 1930年6月，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大金寺与白利村，都属甘孜县管辖，白利土司的家庙为亚拉寺，其住持为亚拉活佛。当地政务由白利土司与亚拉活佛共管，时有权力之争。1927年白利土司去世，其女继任。此后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亚拉活佛遂于1930年初迁往大金寺，并将此前白利土司拨给其服役的15户人家一起转给大金寺。这件事引起了白利土司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大金寺派人将白利村大肆焚掠，事态扩大。甘孜知县韩又奇不仅没有处理，反而请派康军来甘防范，此举引起了大金寺的疑虑。大金寺即“派人撵金入藏，籍保护佛教为词，运动达赖左右”。[5](P492)达赖认为，大金寺“素系恭顺，倚若长城”，[5](P44)决定支持大金寺快枪300支，派得墨代本（相当于团长）兼程前进，并下令在全藏征兵。这时康军也集合了约2,000名士兵与大金寺交战，康军初战告捷。于是，局部纠纷演变成为康藏战争。 二 康藏纠纷发生后，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为准绳，依据国民党“三大”的精神来处理康藏纠纷。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大会通过的《蒙藏与新疆问题决议案》指出：“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虽此数地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在国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然在历史上地理上及国民经济上则固同中华民族之一部，而皆受帝国主义压迫之地位者也。……今幸军阀之恶势力已被摧毁，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7](P646)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要求蒙古、西藏和新疆各族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共谋进步与发展，以建立一个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