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6-0015-03 现代化的核心是主体的现代化，只有以主体现代化为支撑点，其他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才能有效地展开。在我国，现代化有两个主体：中国共产党（组织主体）和农民（结构主体）。党组织的自我发展和对农民的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而农民的现代化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党运用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通过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来实现对农民的改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对农民的改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农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农民的传统心理特性及其利益诉求对党的理念和方针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两大主体的互动过程。二者的互动是以制度为媒介来实现的：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理解和对农民特性的判断，对农民的改造是在制度的运作和实施中完成的。本文试图以两大主体的互动为视角（以制度或政治运动为媒介）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过程并作出解释性的评价。 一、新制度建立的特定逻辑——中国共产党（组织主体）核心地位的确立 新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资源（包括心理原则）与新兴资源的融合过程，在我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制度资源的衰落。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形态，封建统治者依靠超强的行政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社会构成呈现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对立，超强的行政控制导致农民群体的平铺化，呈现为一种封闭性、分散性、同质性的扁平结构。依靠强权维持的政治体系造成社会资源和结构的极端失衡，因而这种超稳定社会形态具有极大的脆弱性[1]。其表现之一就是当封建王朝体系崩溃后，传统政治资源无法为现代化提供制度和合法性权威的支撑，也无法提供承担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主体。因此，政党作为新兴知识分子的组织同时也是新生的结构主体，就成为民族救亡和现代化的组织权威、承担者以及合法性的阐释者。新型知识分子虽然拥有现代化的知识资源，但缺乏社会政治势力（特定结构主体）的支持，因此它必须在社会中占有某一阶层才能构成自身的政治势力。在我国，农民无疑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士人和农民身份的转变是最根本的社会变迁因素”[2]，即新型知识分子（传统士人的转型）和农民（农民的转型）是我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正因为把中国农民作为主要动员对象和同盟军，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农民因其分散性、同质性的保守特点急需依靠外在的权威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当传统权威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合法性资源时，中国共产党无疑成为他们最终的权威依赖。当中国共产党运用它的权威动员农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自然也就确立了它的核心地位，农民的改造就是在这种权威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新兴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第二，新合法性资源的导入。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胁迫下进行的，这种现代化还承担着民族救亡和国际间生存竞争的任务。在这种竞争中也产生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存比较的思想观念：“西方文化理念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殖民扩张进入中国，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尊位的冲突，把许多儒家思想家带入这样一种心境——中国有‘资历’与西方相比较，但却在事实上（经济—政治—技术实力）无法比较。”[2]“资本主义是强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指号，社会主义精神则是弱势民族国家的翻身理念”[2]。新型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亲和性与民族救亡、超越西方的心理（反帝意识和图强理想）有着决定性关联。同时，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中激进的道义色彩，如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天下为公等与我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具有关联性，易于为关注下层生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所接受。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价值理念，而且成为动员农民进行革命的合法性资源，从而把农民有效地纳入中国共产党理想框架内实现社会结构的重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解放全人类的道义性和神圣性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正是实现这种神圣历史真理目标的领导者。在这种信仰心理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自然而然地成为至高无上的组织权威，政党伦理也就成为建立国家制度的指导理念，也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当政党伦理成为政治认同的主要判断标准时，社会生活因其政治化而导致社会现代化走向片面化：现代化仅仅是价值（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层面的现代化，而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则被排斥，共产主义理想的强大物质支撑被忽视了。 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与西方政党形成逻辑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其出发点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目标。它并不是代表农民这一特定社会结构主体的利益诉求，它代表的是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注：中国共产党二大党纲中最高革命纲领和最低革命纲领的目标设定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且中国共产党初期政治活动也是以城市为主。）。当它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来实现其理想时，必须面临这样的现实：在以小农生产为主体的社会中，农民的利益诉求具有狭隘性，它的革命性远远落后于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即小农的特殊利益无法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因此，对农民的改造不仅仅是在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任务。这一改造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由新型知识分子政党转向群众性政党的过程，也是农民由落后性向革命性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一方面，它关涉中国共产党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农民特性的判断；另一方面，它关涉农民在改造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接受状况。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农民的判断（新制度也是基于此种理解而建立的），以及农民的现实特性，同时对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论述（我国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也是农民改造的最终方向）与对农民改造的实际状况（实然状态），是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偏离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