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4)02-0050-09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时期”。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历史逐渐成为党史和国史的重点。新时期的党史和国史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而首要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的指导下，对这一历史时期做出科学的阶段划分。本文结合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意义 要阐述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意义，首先应该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历史分期的意义做一简要的回顾。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在编撰历史时，无论是采取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的体例，并不是十分重视历史分期，倒是一些哲学家表达了许多关于历史分期的言论。西方的古典历史著作也没有受到历史分期观念的太多影响。近代以来，受西方历史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史学家们开始形成自己的历史分期理论和观点，并展开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和社会史的大论战，但也还没有深究历史分期的意义。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这些讨论对历史分期的意义都没有做出科学的、详尽的回答。 那么，为什么要对历史进行时期、阶段的划分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出于研究实践的客观需要。有的历史学家采取“自然的或者技术性的分期”，如中国古代以朝代或事件的始末来进行历史分期。[1]这在历史编纂实践中，是很实用的。因为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和利用，针对某一个专题进行研究，还是编写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历史时期、阶段的划分。一段历史不管过去了多久，对后人来说都是一部深沉厚重的书。所谓“历史分期”，就是对历史进行分段地研究，这是一种对历史进行研究的简便易行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切入点。它虽不能说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可以说是“入手”的门径，为我们解读遥远陌生的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2]但是，对历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其意义并非为方便研究那么简单。我们知道，研究历史的基本要义和着眼点就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注意历史的发展变化。“治史所以明变”，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变”字。做这样的辨析，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理论性的分期”，视其为历史编纂学说的工具和方法，实质上就是这个意思。[1](p.1) 至于对新时期进行阶段划分的意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其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对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有关问题，如划分的意义、概念和时间跨度、指导思想、依据和原则、具体的阶段划分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纵向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精髓，横向吸取西方历史学的相关理念，从而构架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分期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实践上说，历史分期对于新时期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不把新时期的历史与以往的历史认真比较和分析，揭示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就无法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而无法对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做出前瞻和预测。这才是历史分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关于“新时期”的概念及上下限 在理论界，“新时期”已经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意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迄今已有20多年了。为什么要称之为“新时期”呢？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所谓“新”，是相对于过去的“旧”而言的；在综观这段历史之后，从更深的层次来考虑，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比，我们党在理论上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形成新的思考和认识，在实践上则开始对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进行新的探索。 对“新时期”这一概念做出科学、准确的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尽管这一概念在理论界内外被广泛使用着，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比如，“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2](pp354～368)等等。这几种表述，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反映出理论界对“新时期”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上下限的界定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必要时应加以整合。如果要对“新时期”这一概念做出解释的话，首先必须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内涵从“质”的方面反映着概念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则从“量”的方面反映了概念的数量范围。鉴于这一考量，可否这样表述：所谓“新时期”，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在“新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进程。 关于“新时期”的起点，理论界大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说”、“1976年说”两种意见。赞成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起点的观点认为，在这次会议前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而开始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赞成以1976年作为新时期起点的观点则认为，1976～1978年这两年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揭批“四人帮”等活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前者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作用，与党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以及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可以将这两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努力和准备，与三中全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