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岛内外舆论和各党各派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此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及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二·二八”事件是了解和认知1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给台湾人心灵上造成的创伤至今尚未被完全抚平，因它而出现的台独意识和台独运动仍在冲击着海峡两岸关系及祖国统一大业。50多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关于“二·二二八”事件的解释和评价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台湾当局（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当局）、中共、台独分子、受害者、加害者和学术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事件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与定性，而且，这些解读与定性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更易，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典型意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出版物非常之多，包括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回忆录、口述史资料、调研报告、研究论文和专著等，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概述海内外学人从学术层面对“二·二八”事件进行的考察与分析，以求全面介绍和总结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简要回顾 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从1947年事件发生到20世纪50年代初，二是1987年至今。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做一简要回顾。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分析事件的原因，描述事件的过程，研判事件的性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有关部门则编辑出版相关书籍，向外界公布所谓的“真相”，尽力推脱责任，诿过于人。流亡大陆或香港的部分事件参与者也撰文著书，记录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以反驳国民党当局的污蔑与诋毁，并对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做出自己的解释。此一时期的著述多以记录事实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后之学人多将其当做资料来使用。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曾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把这次事件称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自治运动。此后，中共官方对事件的解释大体不出这个范围，但在不同时期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陈芳明把中共的解释分为5个时期：(1)1947至1949年，革命史观时期；(2)1950至1957年，反美史观时期；(3)1958至1966年，新民主主义史观时期；(4)1966至1979年，“文革”史观时期；(5)1980年至今，和平共存史观时期。（注：陈芳明：《中共对二二八事件史观的政策性转变》，（台北）《中国论坛》第31卷第5期，1991年2月1日。另外参阅陈少廷《评中共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解释》，《现代学术研究》专刊2，台北，现代学术基金会1990年版，第31-48页；陈少廷《中共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兼评台湾统派纪念二二八的政治诉求》，陈琰玉、胡慧玲编辑：《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2年版，第305-333页。）1987年以前大陆学者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受中共官方观点影响颇大，鲜有独到的见解，研究成果也不多。1987年“二·二八”事件40周年以后，大陆学者对“二·二八”事件倾注了不少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加上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学者们的观点也趋于多元化。 不过，“二·-二八”事件研究的主场地还是在台湾。1949年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维护自身统治，于1950年5月23日宣布“二·二八”事件全部结案，从此全面封存历史资料，掩盖历史真相，把“二·二八”事件当成台湾的第一号禁忌，禁止任何人谈论。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台湾几乎没有人敢提“二·二八”事件，遑论进行学术研究了。（注：在此期间，只有作家吴浊流在《无花果》（台北，林白出版社1970年版）一书中以很小的篇幅回忆了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见闻。） 但是，岛外的台湾人不会忘记“二·二八”的悲情。1960年2月，流亡日本的王育德与东京大学留学生黄昭堂、廖建龙等6人创办《台湾青年》双月刊，宣传台独理念。1961年2月，《台湾青年》创刊周年，首度推出“二·二八特辑”，公开“二·二八”被杀及被捕的部分台湾精英名单，还发表了“二·二八”日志，及王育德等人的回忆文章，“对当时海外台湾人和留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注：陈铭城：《海外台独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年版，第17页。） 1970年4月，杨逸舟以日文出版《蒋介石与台湾：以“二·二八”民变为中心》（东京，三一书房）。1975年3月1日，旅美台湾同胞在纽约举行“二·二八起义纪念大会”。同年，韦名编辑出版了《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张富美发表“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林茂生的传记《青山碧海共长存》（台北《亚洲人》1980年12月号）。1981年，叶芸芸发表《二二八事变中的王添灯》（美国加州《台湾思潮》第2期，1981年7月）。1983年夏，叶芸芸主办的《台湾与世界》杂志在美国纽约出版，从第3期开始注意“二·二八”史料的整理工作，并成立“台湾二二八事变研究中心”。 岛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著述流传岛内，在台湾产生一定影响，一些台湾青年开始关注此一敏感问题。1983年，台湾“国安局”为回应海外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批评，筹建“拂尘专案”，搜集台湾内部资料，包括警备总部、情报局、调查局等部门的资料，由苏僧、郭建成合著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南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在台湾学术界最早尝试突破当局禁忌者是李筱峰。他于1985年写成硕士毕业论文《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1986年2月由自立晚报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说：“感谢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使我大胆地研究起‘敏感的’现代史，尤其是台湾现代史。”李的论文虽称不上十分成熟的“二·二八”学术研究，但却是打破坚冰的先遣队。他在研究战后初期民意代表的大前提下，介绍了“二·二八”事件中10位死亡及30位遭逮捕或通缉的民意代表的生平事迹，巧妙地打破了“二·二八”的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