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5-0091-06 在大革命危急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大会通过并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从理论上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如何执行？在贯彻中又存在许多重大问题。几十年来，史学界对五大的评价问题各执一词。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着重论述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一、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从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到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中共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主导”作用。 罗易是1927年2月到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他到达中国后，很快就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 五大召开前，对一些问题，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尽一致。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注：《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决议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 经过考察，罗易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最终“理解了决议”（注：《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71页。）。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注：《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1938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果不其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陈独秀在五大作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蔡和森说：“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注）规定的。”（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罗易本人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应当说明以下问题：（一）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三）无产阶级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国民党；（六）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七）改编国民革命军，成立新军；（八）建立革命民主政权。”（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陈独秀4月29日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涉及了所有上述问题。但也加进了自己的东西，总体上还是陈独秀真实思想的反映。 陈独秀的报告共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两大内容。政治部分共讲十一个问题：第一，“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把从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逐一分析了每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诸如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三二○事件、退出国民党、北伐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承认党在一些问题上犯有一定的错误，并作了简单的自我批评。但他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讲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可以说，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指出：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第三，“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提出：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第四，“土地问题”，提出：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第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讲到：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第六，“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及第九，“改组军队问题”，强调：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第七，“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开诚布公地批评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第八，“国民党问题”，肯定地指明，现在的“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第十，“建立革命民主政权”，指出：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第十一，“财政经济政策”，批评我们党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都“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并尤为难能可贵地指明：“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