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注：人们习惯将新记《大公报》称为《大公报》，为行文方便，文中仍将新记《大公报》简称为《大公报》。）是一份中国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由满族天主教徒英敛之主办；1916年9月由安福系王致辞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后，因亲日为国人厌恶而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张季鸾任总编辑，内容大加革新，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坚持不懈。国内外史学界以及众多新闻工作者已达成共识：“大公报历来的作法是对事实不抹杀、不捏造、不歪曲”（注：伍江川：《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当然《大公报》也有过失误，但暇不掩瑜，正因为如此更加受社会所重视，深得民主自由知识分子青睐，在国内外享有特殊地位及具权威性。《大公报》不仅在国内满载盛誉，而且蜚声海外。1941年《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的荣誉奖，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次，在亚洲除日本的《朝日新闻》外，别无他家。《大公报》作为一份著名的民间报纸，是中国近现史乃至世界新闻史的记录者、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极具研究价值。时至今日，海内外对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大公报》研究状况如何，成果有哪些，缺陷和混乱又在何处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并非清晰，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梳理。本文研究的范围属于“新记公司”时期，故对于研究现状的概述也以这一时期为主。 （一）大陆方面 大陆方面对《大公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78年前后为界。前一个时期的研究，其参与主体、立意动机，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策、政治环境的宣传色彩很重，甚至还有出于不同目的而歪曲事实的成份，所做的研究几乎空白，偶尔看到一些有关它的回忆录和记述性文章，也以指责、批判居多。实事求是的全面介绍和评价较少。《大公报》长期被贴着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标签；或是定性为政学系报纸；是一张反动的报纸。论文主要有：德山的《旧大公报剖视》，文章认为《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注：《新闻战线》1958年1月，第25页。）“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政府服务的实质”。（注：《新闻战线》1958年1月，第32页。）穆欣在其论文《斥右派关于新闻自由的廖论》中亦认为《大公报》“比国民党中央日报还要恶毒”。（注：《新闻战线》1957年试刊号。）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时也曾说《大公报》对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有关论著主要以王芸生、谷冰著《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6、27辑。）为代表，论著烙上沉重的政治烙印，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我讨伐之辞，但由于作者的《大公报》主编与经理身份，其所述内容事件有一定可信性，成为后人编写大公报史的基础。 其实在历史上，《大公报》有功有过，功表现在它与时俱进，顺应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支持变法维新、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混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勇于为民说话，不畏权势等等。过，表现在怀疑和畏惧革命。它的言论有功有过，但功过不相掩。 1978年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老大公报人或与大公报人亲密者，开始用史学的眼光和笔触，评析《大公报》的历史。最先著文立论为《大公报》正名的当推大公报人李纯青，他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大公报》是否为政学系机关报，《大公报》的阶级属性，如何看待“国家中心论”等困扰史学界的几个颇具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李文认为《大公报》并不是政学系机关报；不是官僚资本企业，而是中等的民族资本企业；对于“国家中心论”不应全盘否定，应肯定其积极合理，有利于抗战的一面。从此以后，对《大公报》的历史关注逐步被扩展、深入，开始了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学术变迁。关注者大多为大公报人、与大公报人关系密切者，或新闻工作者。论文主要有：谢国明的《“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1月）及《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自立《“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8月1日）、李纯青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香港《大公报》1986年3月15日）、夏晓林《坚持抗战，功在国家——张季鸾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社评》（载《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徐铸成的《对大公报的几点个人看法》（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历年有关大公报的讨论中，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写文章最多，约有40篇（现已合成一集，2002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王文最大特色是以事实为据，不空谈，不虚夸，对有关大公报的重大争议，如“小骂大帮忙”问题、起义问题、“修明政治案”问题均以事实为依据，还其历史真相。有关论著主要有：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王芸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方蒙著《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上述有关著作中以吴廷俊的那本影响最大。吴著对《大公报》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它的业务特点以及它的功过是非，作了全面剖析，不掩过，不溢美，还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前此在《大公报》评价上的一些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