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1-0075-06 宪政时期是指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施行至1949年10月1日南京政府统治结束，历时将近两年。 国民党推出“宪政”，一方面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受国内一些所谓民主人士，及海外言论压迫所至，实为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则试图借用“民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配合宪政，国民党在统治手法上进行了调整，一改往日的“以党控政”，采用了“以党透政”的方式，力图通过“从政党员”在各级政府中的努力，使国民党的决定成为政府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但事与愿违，实行宪政，却引发国民党内的固有矛盾，使国民党凝聚力减弱，离心离德，造成党政关系矛盾重重，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本文通过对南京政府宪政时期党政矛盾的分析，来探讨国民党失败的体制原因。 一、党政矛盾的产生 宪政的实施，客观上为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广泛参与政治拓展了渠道，为他们进入权力中枢提供了合法途径，造成了国民党内的参政热潮，众多势力加入决策系统，使本已有限的政治资源争夺得日趋激烈，国民党内的固有矛盾也凸现出来。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内涌动着一股暗潮，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内部民主，这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 1946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系发动了革新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普遍响应。革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总裁要民主”[1]，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一）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为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方式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二）总裁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俟议案经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三）中央常务委员会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各部会正副首长，由总裁提名经常委会通过后任命。[2](P173-174)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2](P174)，迫使革新运动无疾而终。但蒋已感到他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提出：“你们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出来”。结果虽是全体起立，但邹鲁等二十余人则退出了会场。[3]5分册(P669)就六届二中全会而言，国民党内部已出现了政治危机，蒋介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使自己的威信日益下降。 随着形式发展的不断恶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受到了更大质疑，作为国民党统治招牌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权威，“一般国民党员和无党派分子，可能包括大多数文武官员，已经相信只有得到比过去见到的更多的自由，更有效和有力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渡过目前危机”。[4](P603)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5](P603)。它表明蒋介石已“在实际角逐中失去了支配党内权力资源的优势”[4](P603)，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受到动摇，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治态势趋于不稳定，“预示着国民党政治自我解体的开始”。[4](P603) 派系的激烈角逐加大了国民党内的分裂之势，也使蒋介石无法自如地操纵国民党。派系政治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普遍模式”[4](P596)。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众多派系，在大派系中又有小派系，每一派系都反对其他派系。国民党政权运作遵循着“以领袖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4](P596)规则，通过各派系的利益交换来使国民党政权正常运作。周恩来认为：“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6](P535)尽管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下令解散党内所有“小组织”，但派系仍以某种半合法的形式悄悄存在，而且它们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如C.C.系与政学系，三青团、黄埔系与C.C.系等等，尤其是三青团与C.C.系的矛盾是愈演愈烈。蒋介石设立三青团本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吸引青年而设，但它产生之后却屡次与国民党发生磨擦，争执。为此，蒋介石于1947年9月实行了党团合并，但党团依然对立，互相倾轧更趋激烈。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更加深了党团冲突。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三青团与国民党选举之争，最为激烈的要算湖南，在那里有几个国民党员被三青团的人暗杀了。三青团在衡阳地区造成了一种恐怖统治，使地方党部不得不要求为党员撤出该地区提供充分的保护和保证。[7](P262)白崇禧承认：“有国民党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暨友党党员，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最甚。湘西因争执激烈，党团内讧而闹出命案。”[8](P345)在副总统选举时，由于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到国民大会组织党团，帮助孙科竞选，出于对C.C.系的怨恨和“刺激蒋对自己的领导作风有所改变”[2](P182)，三青团和复兴系、政学系、朱家骅派等反C.C.系把票投向了李宗仁，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到的，这也说明激烈的权力斗争使蒋介石也失去了驾御各派系之上的绝对能力。蒋介石痛斥：“不幸的是党团统一组织，不能达到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相反，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7](P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