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4)01-0096-04 “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条件主要与认同、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1](P1)“如果政府行为表达了有关各方进行冲突和达成妥协这一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是合法的。”[2](P25)换言之，即政府的合法性是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地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才是人们认同和支持的政府，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发生问题，就会导致政府的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3](P65)“它们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3](P91)南京国民政府在其成立之初，“没有宪法的依据，没有经过民选。它的‘合法性’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依靠外国的承认和国内的一些大的政治力量的拥护。”[4](P5)这种在战争状态下，依靠军事力量组建的新的政府，其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权威。虽然国民党通过们《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意图为南京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提供砝码，但其目的却是要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合法化，必然招致社会的不认同，遭到各方力量的反对。因而，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就要面临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所带来的政权的合法化危机。 一、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遭受挑战 政治权威的深厚基础在于它的合法性。而一旦政府的政治权威遭受挑战，这说明政府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南京政府一成立，便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政治力量对其权威的挑战，使得南京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中。 首先，共产党对南京政府权威提出了挑战。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努力制造分裂，发动了“四·一二”与“七·一五”政变，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地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些起义的爆发和根据地的建立，大大地削弱了蒋介石政府的权威。为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进剿”、“会剿”，但四次“围剿”都遭到失败。而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及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曾经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却举行起义，并改编为红军，在蒋介石军队中引起极大震动。因此，可以看出，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外，存在着许多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这本身是对南京政府权威的一大挑战，而“围剿”的失败及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起义，对于以军事力量作为其政府权威基础的蒋介石政府来说，是一极大的打击，这无形中会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权威，让·马克·夸克就认为：“无论如何，权威排除对强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运用，权威本身便失败了……如果权威可以被定义的话，那么就应将它与武力区别开来”。[1](P17)因而，同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并没有达到增强政府权威这一目的。 其次，南京政府面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且作风独断专横、排斥异己、任人唯亲，虽然手握军权，大力推行独裁统治，以领袖人物自居，要求四海之内绝对臣服，而他又并没有宪法作其后盾，因而在国民党内并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威信”。这就使得国民党内对蒋政府的认同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也就意味着蒋介石要不断地同国民党内各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斗争，收集政府权威，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为此，蒋介石第一要解决的是打击其他政治派系，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蒋介石虽然利用手段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得任中常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又担任国府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第二，蒋介石还要解决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威胁。各地方实力派仍旧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甚至公开与中央对抗。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自行一套，竭力经营地盘，壮大势力以与中央分权对抗，国民政府始终无法实质性地翦灭地方割据势力。蒋介石虽然通过多次军阀战争击溃了地方实力派，实现了暂时的、形式上的统一，但直至抗战爆发前，南京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仅有湘、赣、江、浙、豫、皖数省而已。这种地方割据依然存在，南京政权实质性地失去了广大地方社会的支持。第三，蒋介石还要解决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在经过中原大战打垮了地方实力派的军事进攻后，蒋意图利用国民会议这种“民意机关”和法律形式，把他推向合法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不顾胡汉民等反对，通过国民会议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从法律上也进一步强化了蒋介石人格化的国家权威。但这种形式并不能得到各派的认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使南京政府政权合法性面临重大危机。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南京政府并且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合法。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界人民都主张一致进行抗日，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如东北军、西北军等，也有的同情抗日反蒋，而代表中间阶层的舆论，如上海的《申报》、《大公报》，天津的《国闻报》等，也都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5](P233)挽救国家危亡。在北方，冯玉祥甚至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此时的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这是蒋介石政府增强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大好机会。“在现代中国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就成为现代化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住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至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6](P7)本来，只要国民政府一声号召抗日，全国人民肯定会群起响应，紧紧团结在其周围，就算是集权也会被当作提升抗日力量而被各派政治势力和广大人民所接受，这无疑会增强其政府的权威力量，增强其政府的合法性。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一味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伤害了所有要求抗日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招致了广大人民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度减低，国民政府的权威也将随着不抵抗政策慢慢地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