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之后，中国完全进入了军阀时代。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琪瑞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失败以后，北洋军阀表面上的团结不复存在。此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某种趋势，先是所谓的北洋系一分为三，然后是皖系因战败碎裂成若干个中小军阀，随后是直系分裂，冯玉祥倒戈，最后轮到奉系，郭松龄的反奉，差点毁了张作霖经营了多年的基业。主干的北洋系如此，其他的大小军阀也差不多，只要麾下的军队稍微多一点，就有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做督军的要兼手下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做师长的要兼一个主力旅的旅长，否则就可能人枪两空。那个时代的战争也别具特色，用当时外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仗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战略性的部署，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免不了的一道风景。 清末的行政改革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军阀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任何一支有点规模的军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现成而且延伸到县以下的政权网络，为他们征粮征税，提供军饷。而地方自治的团体与机构，又恰好可以很便利地与军人结合，形成“军绅政权”（陈志让的概念）。这一时期的军阀割据，可以在从一个县到数省规模上实现，跟清末政治的演变，不无关系。 但是，清末政治风云，也使得军阀政治呈现出如前所述动荡不定的面貌。清朝垮台之前，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丧尽”的田地，以至于号称“深仁厚泽”的满清王朝，在易代之际，除了某些绝望的满人之外，居然没有什么汉人官吏为之殉节，连残暴的元朝都不如。皇权的丧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远非当时人所能逆料。不仅是使得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处境尴尬，用1920年代当红的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五伦缺了一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一般人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现代军阀本身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阀所得到的，除了现代兵器和使用技术之外，只是西方“军、师、旅、团”的编制，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却还是传统的，过去人们一直称之为“封建军阀”，在我们长期使用的“封建”一词的传统意义上，的确不谬。 传统意义上的集团，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景下，群体的维系不能不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当时，军阀对这个难题的解决，通行办法有两个，一是武力维系，即自己亲自或者让子弟掌握一部精锐的嫡系武装，随时敉平可能的反叛；二是利诱维系，即尽可能地对部下施以恩惠，进行物质收买。事实上，千年以前，唐末的藩镇和五代十国时的军阀也是这么干的。不过，这种老套路，前车有辙，并不灵光。藩镇的牙兵，最后往往变成了得罪不起、且玩自家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稍有不慎，自家的脑袋先丢在他们手里。而利诱则惯坏了骄兵悍将，五代李嗣源父子空其府库赏赐军士，却落得个身死国灭下场的旧事，其实也不能算过去太久。 其实用不着追溯历史，现代的军阀们自己就吃够了苦头。段琪瑞对部下不可谓不厚，直皖开战前，发双饷不说，还要赏酒席，发面包汽水，但是打起来却没有人为他卖命，一哄而散。每个军阀几乎都有子弟掌握的“亲兵”，但照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吴佩孚号称练了一支跟成吉思汗亲卫的怯薛军一样的亲卫部队，到了战败时，宝贝的“怯薛”还不是归顺了人家。 跟那时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一样，1920年代的军阀们则纷纷各寻门路，搜求某种枪炮之外的东西，以拯救传统道德缺失导致的维系危机。 一、庙堂儒学与江湖义气 北洋军阀的直系分成前直系和后直系，以冯国彰为首的前直系，实际上并没有跟皖系分家，所以，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才是民国政坛上的要角，但后直系的灵魂，实际上是吴佩孚。吴佩孚是个出身山东农家的秀才，跟那些“海归”的士官生蓝天蔚、孙传芳等相比，他属于典型的“土鳖”，却又是土鳖中旧学底子比较厚的一个。在北洋系的高级军官里，像这样的制艺秀才，确属凤毛麟角。 吴佩孚是因为口才好，能在大庭广众里讲话，而脱颖而出的，所以带兵相当注意“精神讲话”，这是他与北洋的前辈所不同的地方。由于他的地域和教育背景，他用以激励部下的“精神讲话”的内容，只能是传统儒学面貌的东西。不过，传统的儒家伦理在他的手中，经过一番修补和拼接，以便能适应民国时代的新环境。在他看来，民国虽然没有了君主，但中国人的五伦，并不是真的就缺了一伦，因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91页。）既然长官与部下是君臣关系，那么儒家的伦常，就不再有什么缺损，“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4页。）所以，作为军人，必然要效忠自己的上司，所谓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如果不幸碰上的长官，既不为民，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