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04)01-0015-06 作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卫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红卫兵政治社会化，即其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研究也较少。本文试图运用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红卫兵所处的家庭、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社会环境及他们的心理等，分析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微观过程与机制，揭示红卫兵从社会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文化因素。 一、家庭 “文化延续的最佳指标，在于父母能否把这种文化的涵义、观念，清晰而有效地传递给子女”[1]。家庭对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承来实现的。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及社会政治地位不同，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也有所不同，但从社会化效果上看，却是殊途同归。 红卫兵的父辈或是参加过战争的革命者，或是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政治文化观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成为父辈固有的政治意识，被称为“革命的一代”和“服从的一代”。红卫兵一代人从出生时起，就开始受到父辈政治价值观的影响。革命家庭对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两方面。一方面，政治社会化过程维持政治文化的最为清晰的表现就是老一代人在向新一辈人传递有关这个社会的政治价值、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政治规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选择倾向性[2]。革命家庭的父辈通过对其个人经历的复述与自我评价、制度化的历史政治教育等途径自觉不自觉地把革命经历感受、先验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战争文化、对意志力量的崇尚等传给下一代；另一方面，红卫兵一代从这种文化中体验到优越感，对父辈所持政治文化自觉学习、体认，将之纳入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并以之观察社会。罗点点的经历较具典型性。她回忆说，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父辈们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产主义真理的追求，对红卫兵一代具有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力量。“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3](P113)。革命家庭的孩子们感到他们再现了父母和革命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凭着这种强大的力量，这种革命观念渗透到孩子们的心中，以致在今后群体活动与记忆中受到这种革命观念的驱动。陈凯歌对“文革”前革命干部家庭学生心态的评价也许更为客观。他说，“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的味道，而无法逃脱”[4]。1966年夏，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主要集中在干部子女相当集中的学校，这与他们在“左倾”环境中从父辈那里吸取的政治文化有密切联系。 那些所谓政治背景有问题，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家庭中，红卫兵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政治文化信息是要服从党团组织的要求，按社会主流政治准则行事。他们或从父辈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或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积极向主导政治文化靠拢。他们对家庭的反叛，依据的理论是宏大的革命型政治文化价值观。他们是为了皈依政治群体，寻求一种理想与归属感而与父母断绝关系，反叛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家庭的反叛只是作为皈依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被主导政治文化视为异类的父母的叛逆。异化的政治又异化了亲情。 红卫兵一代所处家庭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父权型的。父权型的家庭组织结构促成了子辈的依附型认知结构的形成。父辈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也使子辈主要是继承而非拒绝父辈的政治文化观，从而对政治文化在代际间的传承起了促进作用。 二、学校教育 在成为“文革”运动的先锋队之前，红卫兵主要是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在校大中学生，学校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对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着重考察作为政治文化的保存和分配机构的学校是如何再造政治文化，也即学校怎样把有限的、部分的政治知识合法化为毋庸置疑的普遍真理，并将其传授给红卫兵一代的。 第一，教育方针及其对学校和学生的角色定位。学校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发挥与政治指向，取决于它所在的社会政治系统。“文革”前后，全能政治体制（注：全能型的政治体制基本特征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参见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下的教育方针政策决定了学校政治社会化作用的价值指向。建国后到“文革”前，教育工作总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方针的变化总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而贬低非政治知识，即强调“红”，而忽视“专”，尽管官方在公开表述上仍然是“又红又专”。毛泽东在1964至1966年间指出的“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红要高于专”，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名言为学校的政治社会化指明了方向。学校的任务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成了政治社会化贯彻得最为纯粹的地方。“接班人”对红卫兵一代的社会政治角色作出定位，为红卫兵提供了关于“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感，赋予他们特定的社会政治责任与义务，把作为个体的红卫兵与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社会政治体系连接在一起。对教育政治化的强调和对红卫兵一代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深刻影响了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机制的运作。
